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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歷史邏輯、理論維度和價值意蘊
2019年10月11日 15:16 來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延吉)2019年第1期 作者:張波 朱帥 字號
關鍵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歷史邏輯/理論維度/價值意蘊

內容摘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在正確總結國內與國外、過去與現在、理論與現實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論斷,它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歷史邏輯/理論維度/價值意蘊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在正確總結國內與國外、過去與現在、理論與現實的基礎上得出的科學論斷,它是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歷史邏輯層面,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思想來源是對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歷史繼承與現實實踐相結合的結果。理論邏輯層面,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遵循馬克思主義矛盾論、認識論和唯物史觀的三個維度。實踐邏輯層面,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基于國家發展的歷史性、全局性變化作出的新論斷,具有豐富的價值意蘊:從發展戰略上看,體現了黨在國家發展方向上向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的戰略調整;從發展理念上看,體現了黨在國家發展方式上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從人的發展上看,體現了黨對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關注;從社會進步上看,體現了黨對人民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關切。

  關 鍵 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歷史邏輯/理論維度/價值意蘊

  作者簡介:張波,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帥,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標志著在治國理政層面上黨的執政方式和執政方略的重大創新,在國家發展層面上黨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在現實條件層面上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重大變化。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歷史邏輯、理論維度和價值意蘊,對于在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歷史邏輯

  從歷史邏輯上看,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思想來源是對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歷史繼承與深刻變化的現實社會相結合的結果。它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豐富和持續發展的過程,有其深刻的歷史繼承性和鮮明的時代性。所謂繼承性是指新論斷對原論斷的“揚棄”,即新論斷對原論斷的運用、繼承、深化和豐富;所謂時代性是指新論斷的時代特征,即新論斷在新時代的必要性和特殊性。

  (一)歷史的繼承性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理論是一個逐漸發展和日趨完善的理論,既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矛盾問題的探索,更離不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認識和現實實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理論主要含有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的問題,二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問題。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的問題可以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矛盾觀,馬克思主義矛盾觀體現在社會歷史領域,就是主張推動人類社會不斷演進的根本動因在于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矛盾運動。馬克思主義矛盾觀奠定了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理論基石。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承認了社會矛盾的存在,提出了“人民內部不一致”的思想,指出工人之間、工農之間、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之間都存在著矛盾,并且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緩解這些矛盾,如通過增加農民中央委員等緩解工人內部矛盾。由于受到當時內外部環境變化、歷史條件的制約,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出現了承認—否認—勉強承認的思想反復。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終錯誤地認為變革生產關系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最重要途徑,如強行在農村實行全盤農業集體化等,導致農村多起暴力事件的發生。列寧、斯大林關于社會矛盾問題的觀點,進一步揭示社會基本矛盾的客觀存在性,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都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這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共識。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列寧、斯大林還不能準確區分諸多矛盾的主次問題,也不能認識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解決社會矛盾的關鍵,這為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留下了研究空間,也提供了重要啟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的探究,主要歷經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中共八大通過的《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創造性地把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標準,指出“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與“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與“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成為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任務。第二階段:黨的十一屆六中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新判斷,進一步完善和延伸了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并且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此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并始終貫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面對中國社會發展呈現出的一系列階段性特征,中國共產黨總能因時制宜地調整社會發展戰略,以適應不同發展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變化,但是這種調整沒有偏離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線,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社會也呈現出新的復雜而深刻的變化,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新論斷奠定了雄厚的理論基石和現實基礎。第三階段:黨的十九大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依據新形勢作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的新論斷,以新論斷為指引,形成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戰略。

  從歷史繼承性上看,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論斷統一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是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接續發展。這種繼承性主要體現在:一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是新論斷形成的必要理論前提,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直接的思想和理論來源。一方面新論斷堅持了把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標準;另一方面,歷史和實踐表明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建設的主要任務,關系到中國發展的全局,牽住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這個“牛鼻子”,也就找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

  (二)鮮明的時代性

  從現實維度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世界格局復雜變化和中國現實社會深刻變化的時代產物,它是根據實踐的需要和發展而進行的與時俱進的實踐探索、思想超越和理論創新。

  從國際環境上看,面對世界格局的復雜變化,處于世界角力旋渦中心的中國需要明確自身的國際地位,提高國際影響力,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從國內環境上看,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1]這一重大政治判斷。新時代本質上就是實現強起來的時代,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貫徹執行黨的“十三五”規劃和“十四五”規劃的交匯期。但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是巨大的。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清醒看到,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也面臨不少苦難和挑戰。”[1]矛盾和挑戰交織疊加、紛繁錯雜,哪些是困難的核心,哪些是矛盾的根源,需要黨中央作出明確的指示。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條件下,新論斷應運而生,指出了中國社會發展一系列錯綜復雜問題的核心,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梳理出清晰的邏輯脈絡。因此,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提出具有其必要性,只有明確社會主要矛盾,才能有的放矢、對癥下藥。

  二、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維度

  從理論邏輯上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新論斷蘊含著馬克思主義靈魂、根脈、傳統。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其哲學依據,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從馬克思主義矛盾論、唯物史觀和認識論三個維度來分析新論斷的衍生邏輯,可以找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根源。

  (一)馬克思主義矛盾論維度

  在馬克思矛盾論視域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矛盾運動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第一,矛盾的客觀性和普遍性決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性。第二,矛盾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的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訴我們要“注意它的特殊點”,[2]因為它是“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2]其實質在于關注事物的本質。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非對抗性矛盾、可以自我調解的矛盾。同時,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毛澤東把這種關系概括為“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關系,并認為這一關系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2]在肯定矛盾普遍存在的同時,在不同條件下,也要用辯證的眼光,全面、具體地把握好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在多樣矛盾交織的網絡中認清它們的本質。第三,矛盾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容。現階段我國社會矛盾有很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尤其突出,是當前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具有決定作用,它規定和影響著其他社會矛盾的性質、作用和地位。

  (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維度

  在馬克思唯物史觀視域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主要有兩方面的理論根據,即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第一,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一方面,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屬性,人不是離群索居的,而是存在于各種社會關系中,是“現實的人”。認識到人的社會屬性,認識到人承載了各種社會關系,我們就獲得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問題的正確前提。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根本出發點是是否有利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道德標準是否有益于民族和人類的解放事業。新論斷把“人民”放在了突出位置上,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訴求。“為了誰”與“依靠誰”是有機結合的,人民群眾既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起點,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歸宿。第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原理是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直接原因。恩格斯說:“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3]物質水平顯著提高,社會關系日益緊密的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更加凸顯,人們的需求觀念、生活理念等更加多樣化和多變化,這客觀上要求道德、哲學等意識形態和政治法律制度適應這種新變化。但是,當前的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中存在不適應經濟基礎的成分,使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得不到全方位的滿足,直接導致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新的變化。

  (三)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維度

  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視域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和“行”相統一的產物。第一,新論斷的現實基礎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毛澤東指出:“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但社會的快速變化導致某些理論與現實脫節,激發社會各個階層、團體、組織等對這些有爭議的理論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起了新論斷的產生。第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需要新理論來指導。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5]新時代中國面臨艱巨的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很多困難問題沒有解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還有很多未知,這就需要有正確的理論“航標”指導前進的“航向”。第三,新論斷的真理性需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來檢驗。真理是絕對的,真理也是相對的,事物本質的暴露是一個漸進過程,人的認識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也是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否具有真理性需要被實踐檢驗。如果說新論斷是“批判的武器”,那么新時代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就是“武器的批判”,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

  三、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價值意蘊

  從實踐邏輯上看,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提出是基于國家發展的歷史性、全局性變化作出的新論斷,具有豐富的價值意蘊。當前,牽住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這個“牛鼻子”,也就是把握住了中國發展的關鍵,它影響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的調整,中國社會發展方式的布局,同時關系到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一)發展戰略的調整

  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提出,目的在于迫切需要明確社會的主要矛盾,以社會主要矛盾為突破口,對社會發展戰略進行調整,以尋求社會發展的新契機、新突破。

  在中共八大召開的前后一段時期內,在發展戰略上主要圍繞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渡時期總路線中的“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就意味著擺脫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向現代化過渡。中共八大上形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路線。同時,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也順應了現代化的戰略要求,加快了現代化的進程。1959年,“四個現代化”目標被提出。1964年,“兩步走”發展戰略被提出,這是對現代化實現步驟的具體規劃。“文化大革命”前后一段時期內,黨中央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錯誤,國民經濟遭受破壞,迫切需要對國家發展戰略進行重大調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將經濟建設重新確立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正是順應繼續推進現代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它為全面部署改革開放、全力推進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共十三大上,鄧小平深化了對現代化的認識,確立了“三位一體”的戰略布局和“三步走”發展戰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上,黨中央作出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暫時并未改變的判斷,這個階段,黨的工作重心依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主義現代化水平得到不斷提高。雖然這一段時期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沒有變,但是黨中央把握了中國社會發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抓住了不同時期的突出問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同的戰略安排,形成了成熟的理論成果。江澤民補充了“社會更加和諧”的發展理念,為“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提出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由“三位一體”調整為“四位一體”。中共十八大明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認識的不斷深化。幾代國家領導人對中國發展戰略問題貢獻了影響深遠的理論成果。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發展戰略上進一步進行了重大調整,將“五位一體”整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機結合,這既是發展理念、發展方略的調整,也是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客觀上要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過程上要分階段、分步驟地進行;在發展戰略上,依然堅定不移地謀發展,但是更要注重抓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貫徹“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基本方略;同時,要更加注重黨的建設,將經濟改革、政治建設和黨的建設有機結合,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根本特色。

  (二)發展質量的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為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也使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在需求側和供給側上都產生了變化。在需求側,人們的需求已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化升級,人們的需要已經上升到多維度、深層次、高質量的需要,過去我們的需求是如何從“無”到“有”,現在我們的需求已經轉化為如何從“有”到“優”。在供給側,主要由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沒有得到切實滿足。當前,通過調節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優化供給側來提升發展質量是最優選擇。

  發展質量問題是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發展質量全面提升的問題。其中,主線依然是經濟發展質量有待提高的問題。高質量發展何以可能?首先,從發展方式上講,粗放型發展方式不可持續,質量型發展方式已形成共識。過去,人們認為等經濟發展好了,老百姓生活好了,社會的矛盾和問題就會減少。現在看來,粗放型發展帶來的矛盾更多更復雜,因此必須防范這些風險,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其次,從發展速度上講,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我國GDP長期保持在10%左右的增速,但是目前已經不具備高速增長的客觀條件,需求結構變化、消費升級、人口減少、技術積累、金融風險、資源環境壓力等,使我國潛在增長率發生變化。再次,從發展動力上看,經濟增長動力加快轉換,過去“三駕馬車”的動力不足,我們更要依靠科技、人力資本、信息、數據等新的生產要素的轉變來拉動并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數字用戶最大國、移動支付最大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技術發展、數字經濟紅利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最后,從經濟結構上看,要長期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有效促進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等。同時,“推動高質量發展”在經濟增長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下,也要在經濟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惠及教育、醫療、環境、養老等其他方面,使社會各部門競相迸發活力。

  (三)對人的全面發展的關注

  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注重建設服務型政府,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離不開對人的關注。“政社互信是服務型政府建設之基。”[6]中國社會主義矛盾轉化的新論斷的第一個詞是“人民”,體現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人的全面發展的關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標志之一就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發展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7]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規定性:人的勞動活動的全面發展、人在社會實踐中的全面發展、人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那么,怎樣看待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人的全面發展之間的關系呢?第一,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激發了人的勞動活動的全面發展。人的勞動活動的全面發展在三方面規定性中是基礎。馬克思認為勞動不只改造了生產資料,它也改造了“生產者”,通過勞動能改造勞動者的個人品質、增強勞動者的力量、使勞動者形成新的觀念和語言。人的勞動活動的全面發展,要求人們的實踐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多樣化、豐富性。過去人們屈服于固定的社會分工和職業劃分,實踐活動內容單薄、形式單一,現在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天賦、能力、喜好,更加自由地、多樣地選擇自己想要從事的勞動形式。人們既可以自由選擇腦力勞動或者體力勞動,也可以自由選擇科學文化活動、社會生產活動、社會政治活動、社會藝術活動。第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激發了人在社會實踐中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說:“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8]人是群體性成員,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結合。過去由于受限于時間、地域、國家、民族、職業差異等因素,人與人的交往不是非常密切,但是伴隨中國社會的開放,個人作為主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緊密,相互分離的孤立個體極為罕見,人的社會交往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特征,人與人之間形成了有機的統一體。當前新論斷的提出,進一步要求個人必須不斷參與社會活動,擴大交往范圍,形成和諧發展的社會。第三,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激發了人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說:“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9]人的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表現為個人主體性地位的提升,個人獨特魅力的增加,個人不可替代性的增強。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論斷中“人民的美好需要”的“人民”不是某個人,而是每個人,每個人的需要是不同的、獨一無二的,這充分表達了個人的獨立個性和品格,而實現每個人的美好需要,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也不是某個人,而是每個人,這依賴于個人的能力和品質。

  (四)對社會全面進步的關切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同樣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社會全面發展”的思想。現階段,所謂社會全面進步,也就是社會平衡發展、充分發展、協調發展。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提出體現了對社會全面進步的關切。

  經過長期努力,我國長期所處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的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然而,受到人口基數大、民族種類多、地域面積大等相關因素的影響,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開始凸顯。這些發展不平、不充分的問題相互掣肘、相互影響,嚴重阻礙了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嚴重妨礙了社會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突破口。當前,如何推進社會全面進步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課題,亟須解決制約中國發展的短板。根據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當前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好“三大攻堅戰”:一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二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大規模減少貧困人口;三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黨中央把三大攻堅戰作為當前的工作重點,并就每個攻堅戰劃出重點,既側重當務之急,又注重整體性和延續性,體現了問題導向,把脈相當精準。三大攻堅戰打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質量的高低,說到底就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衡量發展得好不好,質量高不高,經濟發展是一把標尺,但絕不是唯一的尺度,社會全面進步才是目標使命。經濟要為社會發展提供物質基礎,政治要為社會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文化要為社會發展注入精神食糧,自然要為社會發展注入生動活力,只有社會各部門之間友好協作、共同發展,才是馬克思主義者追求的社會全面進步。

  四、結語

  歷史邏輯層面,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具有歷史繼承性與鮮明的時代性。理論邏輯層面,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規律之自然、生成之必然。實踐邏輯層面,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關乎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表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具有革命性、科學性和實踐性,是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指導下,不斷開辟新境界,實現中華民族“強起來”的偉大夢想。

作者簡介

姓名:張波 朱帥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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