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黨史黨建 >> 改革開放時期
1979年3月鄧小平與麥理浩的“北京會談”
2019年10月12日 14:06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7年第3期 作者:齊鵬飛 字號
關鍵詞:鄧小平/麥理浩/香港問題/“北京會談”

內容摘要:1979年3月英國總督麥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國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約”問題為“突破口”逼中國方面對過“九七”的“英國管治”讓步的“發難”,第一次將中英兩國政府“長期擱置”的香港“九七”前途問題公開化。而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正面回應,初步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于“九七”前途問題“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的戰略思考。以此為契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初步調整當代中國“國家統一”的戰略重心,將以“一國兩制”的“新思維”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提前,開始逐步探索將“臺灣版”的“一國兩制”“香港化”的歷史進程。

關鍵詞:鄧小平/麥理浩/香港問題/“北京會談”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1979年3月英國總督麥理浩的北京之行,代表英國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約”問題為“突破口”逼中國方面對過“九七”的“英國管治”讓步的“發難”,第一次將中英兩國政府“長期擱置”的香港“九七”前途問題公開化。而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正面回應,初步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于“九七”前途問題“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的戰略思考。以此為契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初步調整當代中國“國家統一”的戰略重心,將以“一國兩制”的“新思維”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提前,開始逐步探索將“臺灣版”的“一國兩制”“香港化”的歷史進程。

  關 鍵 詞:鄧小平/麥理浩/香港問題/“北京會談”

  作者簡介:齊鵬飛,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系教授。

 

  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是以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訪華正式拉開序幕的,其“前奏曲”則是1979年3月麥理浩的北京之行。麥理浩訪華,代表英國方面以香港“土地契約”問題為“突破口”逼中國方面對過“九七”的“英國管治”讓步的“發難”,第一次將中英兩國政府“長期擱置”的香港“九七”前途問題公開化。而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正面回應,初步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于“九七”前途問題“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的戰略思考。以此為契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初步調整當代中國“國家統一”的戰略重心,將以“一國兩制”的“新思維”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提前,開始逐步探索將“臺灣版”的“一國兩制”“香港化”的歷史進程。自1979年至1982年,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對于中英兩國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進行了整整3年時間的調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維”,初步形成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特殊政策”,為自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和政策基礎。

  (一)

  作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直接參與了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于香港問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他充分理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締造者徹底地解決香港問題、徹底地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大統一、大團圓”的決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締造者從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對于香港問題“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的“現實主義”立場;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鄧小平視完成“香港回歸”這一前人“未竟之業”為自己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職責,有決心和信心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圓“國家統一”之夢。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講:“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的,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①“我們這些人歲數都不小了,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后人總會懷念我們的。如果不做這件事,后人寫歷史,總會責備我們的。這是大事,前人沒有完成,我們有條件完成。”②

  中英兩國之間“冰封”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是由英國方面首先“解凍”的,其“敲門”之舉就是1979年3月的英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華。

  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結束后,百廢待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對于“國家統一”問題的第一個思想興奮點是其“重中之重”——臺灣問題,而非“時機不成熟”的香港問題,因為當時已經開始的太平洋的“大兩岸關系”——中美兩國關系的正常化為臺灣海峽的“小兩岸關系”的“突破”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兩國建交談判的過程中,鄧小平開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據“臺灣的實際情況,采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③ 自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4個月的時間里,鄧小平對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式“高密度”地發表談話,闡釋其“新的思考”——“尊重臺灣的現實”。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同日本首相福田進行了兩次會談,都談到了臺灣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將在充分尊重臺灣的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臺灣問題。”④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在途經緬甸回國時,同緬甸總統吳奈溫進行會談,也談到了臺灣問題。鄧小平說:“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⑤ 1978年11月28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關于臺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多次講過,臺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臺灣的現實來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⑥ 1979年1月5日,鄧小平會見朝鮮國家主席金日成派出的特使金永南,在談到臺灣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我們多次講過,對于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我們是尊重臺灣的現實的。臺灣的社會制度可以不動,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臺灣人民的收入不會減少,只會增加。”⑦ 1979年1月24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總編輯多諾萬,關于臺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策和原則合情合理。我們尊重臺灣的現實。臺灣當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同外國的貿易、商業關系可以繼續,民間交往可以繼續,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但必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⑧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在華盛頓對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發表演說,關于臺灣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里的現實和現行制度。”⑨ 鄧小平的這一系列內部談話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1979年1月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開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即:“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⑩ 它標志著新中國對于臺灣問題的政策已經開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國一制”的傳統模式,向“和平統一”和以“制度不變”為核心內容的“一國兩制”的“新思維”嬗變。

  至于香港問題的解決,鄧小平一開始并沒有將其視為具“緊迫性”的問題而列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中心工作的議事日程。當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于“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是具體政策上的“糾‘左’”,是全面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對于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使在20世紀50~70年代已經成長為國際經濟中心尤其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為新中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1978年4月,受鄧小平的委托,剛剛被“解放”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港澳事務負責人的廖承志,主持召開新時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進行了近一個月,重點是清肅“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對于港澳工作的沖擊和消極影響。會議指出:“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斗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極其嚴重的。”(11) 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做法”的黨內指示(12),并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以廖承志為主任的港澳事務辦公室作為其辦事機構。港澳事務辦公室(1978年10月開始改隸國務院)的主要任務就是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對于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務辦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會見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參觀團)的機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于解決香港問題的“慎重”態度。他指出:“香港的現狀,看來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香港問題,將來可以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但是絕不是短期內的事。這就要肯定兩條,一是現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二是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是兩種不同的制度,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13)

  但是,中國方面“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的“香港的現狀”的“策略性”安排卻很快被英國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問題上的突然“發難”所“攪局”,迎接挑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迅速調整了“國家統一”的戰略重心,將以“新思維”解決香港問題的“時間表”提前。

  (二)

  英國方面是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準備就香港“九七”前途問題與中國方面進行外交交涉的。將中英兩國之間“冰封”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解凍”,英國人非常清楚乃“冒險的賭博”,其結果不可預測,但是他們沒有選擇。根據1898年中英兩國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規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屆滿。由于香港自開埠以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部分已經逐步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使以英國方面一直堅持的“三個條約有效論”的“強盜邏輯”,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國的“殖民統治”也喪失了所謂的“合法性”,必須“淡出”。“香港殖民統治的結局注定是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中國在十九世紀割讓給英國的,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其余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租借來的,租期到1997年屆滿。依理,這些割讓的土地可以不還。……但是無論從政治的明智考量以及行政的可行性來看,事實上都是不可能的。因為香港本島和九龍半島(即依條約割讓的土地)其糧食與飲水都必須仰賴新界及其他內陸地區的供應。”(14) 囿于此一“大限”,英國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已經承受著“香港崩潰”的巨大壓力,一輪輪“移民潮”、“逃資潮”就是“危險的信號”。他們擔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幟”的“不歸路”,將不僅僅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香港現象”消失,而且其“毀滅性的災難”將波及英國本土,“香港難民”就是一個無法釋懷的夢魘——英國政府對于“將會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懼異常,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亂將使數以十萬的香港華人涌入英國。盡管1962年的英聯邦移民法案已經剝奪了香港英籍護照人士進入英國本土的權利,但是在危機時期,他們卻有充足的理由進入英國。在以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整個過程中,英國政府害怕香港難民涌入英國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素。”(15) 因此,英國政府為了維護“大英帝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希望英國的“殖民統治”能夠在香港過“九七”而不輟——至少可以以某種“特殊的方式”繼續存在——將治權與主權剝離,“以主權換治權”。當時,有兩件事激起了英國人的幻想:一是鄧小平的“開明”形象和中國政府的“開放”政策。英國人認為中國人要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資金和先進技術、設備、管理經驗的引進離不開香港這個傳統的“國際通道”,中國人沒有也不可能有產生“扼殺”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鵝”的“愚蠢的想法”。英國人“用自己的標準把北京設想成一位理智的對話者;并且,看到香港繼續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一個外匯和國際技術的源頭,對中國正進行的經濟現代化計劃的成敗將起著重要作用。而且,英國人意識到鄧小平已經七十過半了,他們無法預測誰將接替他。而在距離1997年只剩下不到二十年的時候,英國達成的結論是:‘機會之窗’已在北京向他們敞開,如果不趁此良機在香港問題上進行最高層次的接觸,那是愚不可及的。”(16) 二是中葡兩國建交時對澳門問題的“擱置”。當時,英國人并不知道中葡兩國政府在建交談判中就澳門問題秘密簽訂了一個“諒解備忘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目前由葡國管理,適當時候將由中葡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解決。”(17)。英國首相歐文“非常興奮地”發現在1979年2月8日發表的中葡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中一個字也沒有涉及澳門問題,“他覺得中葡好像承認了澳門作為葡萄牙托管的領土的地位”,這樣,英國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門模式”對主權作出讓步而要求以“續約”的方式繼續維持管治權(18)。但是,與此同時,英國人卻很“不幸地”忽略了一個絕對不應該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中美兩國建交談判過程中對于臺灣問題所進行的政策調整,英國人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中國人解決臺灣問題與解決香港問題之間有什么必然聯系,以至于在以后的中英兩國外交交涉中,鄧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動的英國人要注意研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新思維”。

  英國政府內部經過反復討論,權衡利弊,最后決定在1979年3月英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華時和4月英國首相歐文訪華時以“‘土地契約’可否續簽過‘九七’”的間接詢問方式,“非正式地”試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于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態度。

  英國選擇“土地契約”問題“發難”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英國人占領香港以后實行的土地租用制(Leasehold System)與英國本土的永久業權制(Freehold System)不同,除了香港島花園道圣約翰大教堂所在地段,凡轄土均為“官地”,由土地所有人英國香港政府將其分段分塊進行拍賣,基本上以“七十五年可續期”和“七十五年不可續期”兩種方式與土地使用人簽訂“官地批租契約”(即“土地契約”)。自開埠即實行低稅制的“自由港”政策的香港,其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財源就是土地收益。“在七十年代末期,由于距離新界租約期滿的日子愈來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資者對香港的前途開始表示關注。特別是愈來愈多人感覺到新界各項批地契約上存在的問題。這是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約,均于1997年新界租約屆滿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約年期日漸減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約時,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種種,都清楚顯示可能令投資者裹足不前和損毀信心。英國政府與當時香港總督磋商,詳細研究這問題后,作出結論,認為若不設法采取步驟去減低1997年這個期限所帶來的不明朗情況,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會開始出現信心迅速崩潰的現象。因此,當香港總督應中國外貿部長的邀請,于1979年3月前往北京訪問時,英國政府便主動試行設法解決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約問題。”(19)

  為了盡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約”問題試探中國方面關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態度的“敏感性”,英國政府決定“側面進攻”。他們在麥理浩離開香港前發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務問題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約的問題,而不應以政治問題的形式提出來。他特別應該強調英國并不準備在現階段尋求在1997年后繼續管治香港,而是僅僅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著想,以方便長期投資。麥理浩還要詢問中國,香港政府對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約中所注明的1997年6月27日這一期限能否修改為本契約‘在英國統治這地方的時間內有效’。英國猜想此舉理應成功。那么,如果鄧小平真同意的話,他們則已使事情朝正確的方向發展了。下一步就是由歐文提出審查條約的建議。……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開對話的局面。”(20)

作者簡介

姓名:齊鵬飛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12选5任七万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