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黨史黨建 >> 改革開放時期
陳云在偉大歷史轉折時期的獨特貢獻
2019年10月12日 14:12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5年第4期 作者:程中原 字號
關鍵詞:陳云/歷史轉折/獨特貢獻

內容摘要: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這次歷史轉折的醞釀、準備到實現、完成的整個進程中,陳云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發揮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他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在政治、思想、經濟、組織等領域參與領導撥亂反正,所有這些,對歷史轉折的實現及其最終完成,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關鍵詞:陳云/歷史轉折/獨特貢獻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這次歷史轉折的醞釀、準備到實現、完成的整個進程中,陳云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發揮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他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在政治、思想、經濟、組織等領域參與領導撥亂反正,所有這些,對歷史轉折的實現及其最終完成,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關 鍵 詞:陳云/歷史轉折/獨特貢獻

  作者簡介:程中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這次偉大歷史轉折醞釀、準備到實現、完成的整個進程中,陳云發揮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作出了獨特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沖破“兩個凡是”,為實現歷史轉折作好準備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陳云的獨特貢獻,首先表現在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對“兩個凡是”發起強有力的沖決。

  一、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沖破“禁令”,帶頭公開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從組織路線上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奠定了組織基礎。

  本來,恢復鄧小平的領導職務是粉碎“四人幫”后理所當然的事情。鄧小平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斗爭,領導1975年整頓取得了極大成功,深得黨心、民心、軍心。丙辰清明的“天安門事件”,充分說明了廣大干部群眾對鄧小平的擁護和愛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二天,葉劍英就向華國鋒提出為鄧小平平反、讓鄧小平復出的建議。李先念贊成葉劍英的建議,并在向鄧小平通報粉碎“四人幫”勝利消息的時候,當面傳遞了要鄧小平出來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的意愿。可是,華國鋒卻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① 為由,遲遲拖延不決。甚至把強烈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干部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新的冤假錯案。

  在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下了兩條“禁令”:“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

  面對華國鋒的兩條“禁令”,陳云毫不動搖,仍按預先的準備行事。他在會前已經寫好書面發言稿,并同胡喬木商量作了修改補充,還在耿飚家中,征求了耿飚、王震、肖勁光、王諍等老同志的意見。3月13日上午,陳云來到他所在的西南組,作了書面發言②,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勇氣。陳云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粉碎“四人幫”后面臨的兩件大事。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王震與陳云相呼應,也在小組會上發言,贊揚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說“他是同‘四人幫’作斗爭的先鋒”,“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他早日出來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③

  會議工作人員奉命要求陳云對書面發言作修改,陳云堅決拒絕。這篇書面發言未能刊登在會議簡報上,這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有關。華國鋒在3月14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繼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并指責不同意“兩個凡是”的同志是“政治上發生了動搖”。但迫于形勢,華國鋒在講話中承認:“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示:“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陳云贊成華國鋒所說“時機成熟的時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④。

  過了4個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重新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陳云在組織路線上帶頭否定“兩個凡是”,沖破華國鋒設置的障礙,對鄧小平重返中央領導崗位發揮了積極促進作用。這樣,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有了統帥,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的偉大歷史轉折,有了堅強有力的領導。

  二、1977年9月,與鄧小平否定“兩個凡是”相呼應,陳云倡導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從思想路線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鄧小平提出與之相對立的“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進而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⑤。在十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又深刻、具體地闡發了前述觀點,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并特別強調:“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⑥

  陳云1977年9月2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一文,把實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線的高度,指出:“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那么,我們就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那么,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敗。所以,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陳云批評“報刊上有些文章”“還不是滿腔熱情去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實質,用它作為具體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⑦。

  陳云與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同鄧小平相呼應,抓住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的機會,撰寫紀念文章,宣傳毛澤東長期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思想路線高度批駁“兩個凡是”,啟發和推動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展開,召喚了1978年春天在全國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恢復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準備。

  三、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并開始在經濟、組織領域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準備。

  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對立,成為1978年春中國思想、政治斗爭的焦點。《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出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支持還是壓制這場討論,反映了思想路線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成為堅持老路還是開辟新路的分水嶺。陳云同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樣,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這場討論對撥亂反正、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而堅決支持這場討論。不僅如此,他還在經濟工作和平反冤假錯案等方面,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撥亂反正。

  在經濟領域,陳云同李先念一起,支持實行改革開放方針。對于派高級代表團出國考察,學習國外經營管理經驗和利用外資,陳云積極支持,同時,又提出利用外資搞建設也要注意按比例,考慮國內的配套能力。對于華國鋒在《政府工作報告》和《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的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陳云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在十一屆二中全會東北組會上發言,強調經濟工作要做到五點:一、要把農業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在實際工作中執行農、輕、重的次序。不單建設工業省,而要建設工業農業省。他還提出要把農業搞好,應采取如南水北調、建設商品糧基地、增加農業投資等必要措施;二、工業生產的重點在提高質量,質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費;三、既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基本建設要打殲滅戰;四、技術力量的來源既要靠改進各級學校教育,又要靠發揮現有技術人員的作用;五、要設法改善副食品、肉類的供應,不要等農業增產以后再解決⑧。這些都是切合當時中國經濟實際的、非常務實的重要意見。1977年夏,國務院召開務虛會,研究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速度問題,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躍進”,用比原來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陳云看了務虛會上的重要發言,覺察一股急躁冒進之風正在形成,分別對主持會議的李先念和谷牧提出:國務院務虛會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⑨。陳云的這些從實際出發的意見,對華國鋒為代表的“新躍進”的主張,不無制約作用。

  在組織領域,陳云為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放老干部做了許多工作。在粉碎“四人幫”后不久,他就向李先念提出,“要盡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來,領導本部門工作”⑩。1976年11月25日,陳云致信葉劍英并華國鋒,轉交黃克誠夫人的信,請求同意黃回京治療眼疾。此事經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同意,黃遂被從山西接到北京治療(11)。此舉不僅改善了黃的醫療條件和生活狀況,而且為黃恢復工作創造了條件,并為廬山會議“彭黃張周”冤案的平反邁出了第一步。1978年1月3日,陳云又致信黨中央主席、副主席,轉交胡耀邦關于王鶴壽“歷史問題”的來信,指出:王鶴壽是1937年國共合作時我黨從國民黨監獄中要出來的。他的歷史是清楚的。他建議中央先將王鶴壽從外地接回北京治病,并由中組部把他的材料再審查一次。此后,王鶴壽即被從外地接回北京(12)。4月24日,陳云又致信中央主席、副主席,轉交曾志關于陶鑄“歷史問題”的來信。同王鶴壽一樣,陳云指出,陶鑄是國共合作后由我黨從監牢中向國民黨要出來的。并說:此案牽涉到一大批省部級干部,弄清陶鑄問題非常必要。建議由中組部主持,會同專案組,將全部卷宗和有關人員都調到北京再審查一次(13)。陳云還就關于徐懋庸等問題致信胡耀邦,證明毛主席確曾講過徐“給魯迅的那封信是錯誤的,但他還可教書”;徐在延安參加了毛主席組織的哲學研究會;從來沒有聽毛主席說過30年代上海文藝界兩個口號的論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論爭,也沒有聽毛主席說過“國防文學”是反革命口號。陳云建議中組部、中宣部對上海文藝界30年代問題,對創造社,對當時其他革命文藝團體,作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評價(14)。陳云還委托當年負責領導上海地下黨工作的劉曉收集有關潘漢年一案的材料,準備適當時機為潘案平反(15)。此后,一直關注此事(16)。

  陳云同鄧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共同努力,使得真理標準討論的過程不僅是理論上正本清源的過程,而且是實踐上撥亂反正的過程,有力地沖決了“兩個凡是”的禁錮,促進了思想解放,從政治、思想、經濟、組織等方面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歷史轉折的實現作了充分準備。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審時度勢,突破原定議程,因勢利導,促成歷史轉折的實現

  1978年11月10日起,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會議開始以后,陳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銳性看到,鄧小平提出的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個中心思想,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當前影響安定團結局面的鞏固,影響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主要障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歷史上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沒有解決。解決好這些問題,對實現安定團結和工作重點轉移非常必要。而捂住蓋子、影響這些問題解決的,正是提出和推行“兩個凡是”、阻撓和壓制真理標準討論的幾位現任中央領導。

  陳云審時度勢,于11月12日在東北組發言,率先提出“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17),列舉六個比較重大的、亟待解決的歷史問題,從而有力地揭開了被捂住的蓋子,又一次帶頭突破華國鋒原先設定的議程,抓住了歷史轉折的關節點,揭開了歷史發展的新篇章。

  針對華國鋒關于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致工作妥善解決的意見,陳云明確提出:“對有些遺留問題,影響大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來考慮和作出決定的。”陳云列舉六個應該由中央考慮和決定的重大歷史問題: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把從反省院履行出獄手續出來的同志和派到敵偽政權中任職的同志定為叛徒的問題。中央應該承認1937年的“七七決定”和1941年的決定是黨的決定。對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志應給以復查,如果并未發現新的有真憑實據的叛黨行為,應該恢復他們的黨籍。“七七決定”、1941年決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兩面政權”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對他們做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這對黨內黨外都有極大的影響。不解決這些同志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鑄、王鶴壽等七七抗戰后由我們黨向國民黨從監獄中要出來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在結論中留有“尾巴”。應由中央組織部復查,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去考察,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像現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應該結束。

  四、彭德懷同志對黨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門事件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顧問,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其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云的這篇發言提出了實現安定團結和工作重點轉移所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引起強烈反響,改變了華國鋒預先設定的會議進程。東北、中南、華北、西北、西南、華東6個組,都圍繞陳云提出的堅持有錯必糾方針、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進行熱烈討論。促使中央工作會議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分清重大歷史是非、解決重大遺留問題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的決定。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鄭重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7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平反。

  鄧小平因出訪東南亞泰、馬、新三國沒有參加前一段中央工作會議。11月14日回到北京,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突破性的新發展,在不同場合多次發表談話,充分肯定和支持陳云的意見。十一屆三中全會按鄧小平的提議,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突出地體現了全黨對陳云的革命歷史和現實貢獻的肯定。陳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鄧陳合作”為特點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為領導全黨完成第二次歷史轉折的任務,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確立了組織保證。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領導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勝利完成歷史轉折的各項任務,打開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貫徹執行并鞏固發展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繼續平反冤假錯案,并對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作出結論,完成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工作,領導全黨完成工作重點轉移的任務,打開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在經濟、政治、組織等方面勝利完成第二次偉大歷史轉折的任務的過程中,陳云繼續發揮了重要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國民經濟的調整。

  一、率先提出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構,由陳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針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華國鋒搞“新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當天,陳云就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意見。信中指出: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避免出現大的“馬鞍形”;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18)。

  在此之前,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云就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采取“既積極又穩重”的方針,對當前經濟工作提出五點意見(19)。1979年元旦,陳云對李先念請審閱批準《國務院關于下達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國務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1月5日,陳云又在一份材料上寫下批語說:“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陳云的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在1月6日談話中指出:“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引進的重點要放在見效快、賺錢多的項目上。今年計劃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20)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1979年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陳云在3月21日會上講話,進一步闡述他同李先念3月14日給中央信的內容,提出關于調整國民經濟的四點重要意見:1.“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即“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他指出:“總之,九億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還有要飯的,需要改善生活。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2.“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他說:“過去說,指標上去是馬克思主義,指標下來是修正主義,這個說法不對。踏步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六十年代初搞調整就是壓低指標”。3.“要有兩三年調整時間,最好三年。”他分析了現在比例失調相當嚴重的狀況,指出“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重點企業、城鎮工業、社辦工業,各方面都大體安置下來”。4.鋼產量,“一九八五年搞六千萬噸鋼根本做不到”,“二○○○年搞到八千萬噸鋼,……有點根據。”1979年可以按3200萬噸鋼編計劃。“冶金部要把重點放在質量、品種上,真正把質量、品種搞上去”(21)。此次調整,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決心很大才干得成(22)。中央政治局同意陳云的意見,決定用3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

  二、明確規定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政策。

  這次會后,陳云即于3月25日主持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進行部署。他強調:經濟調整是步伐調整,該踏步的踏步,該下的下,該快馬加鞭的快馬加鞭。目的是為了前進,為了搞四個現代化(23)。他要求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要發揚經濟民主,讓大家講意見。4月5日至28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通過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稱為“新八字方針”),決定從1979年起,用3年時間完成國民經濟調整任務。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集中精力把農業搞上去、調整好農業和工業的關系,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認真調整工業企業,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引進要循序漸進、不能太急,要擴大出口、多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必須確實控制人口增長,計劃要互相銜接、不留缺口等12項政策措施。

  三、批評“左”的錯誤,力主繼續進行經濟調整。

  “新八字方針”的貫徹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陳云清醒地看到,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還沒有完全擺脫“左”的思想影響,對經濟上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因而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新八字方針”不甚得力,國民經濟發展中仍然存在大量嚴重問題。基本建設規模和開支沒有壓下來,而改善人民生活的開支增長幅度太大,致使積累和消費的總和超過了國民收入,基建、行政費用等各種開支超過了財政收入,導致財政出現赤字,市場物價上漲。總之,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

  針對這種狀況,陳云不斷提出問題,發出“警報”。他提出要研究“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劃在什么杠杠上比較合適”,贊成鄧小平提出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積累率(24)。指出:速度不要太快,百分之七到八如果有困難,百分之五到六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穩定增長,不走彎路(25)。他就長期計劃的制訂問題指出:人口問題要有個規劃。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事情不好辦(26)。陳云還鄭重地警告:“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27)

  為扭轉被動局面,在1980年冬中央討論經濟工作時,陳云進一步批評“左”的錯誤,力主繼續進行經濟調整,提出調整、改革的大政方針。

  在1980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會議聽取國務院關于調整1981年計劃設想的匯報時,陳云發言指出:經濟工作中“左”的東西沒有肅清,基本錯誤是“左”的。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基本建設投資320億元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3年之內不增加基建開支,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28)。鄧小平贊成陳云的意見,指出:要退夠,退不夠要延緩時間。這次3年能緩過氣來就算不錯,速度百分之五保持不住,百分之四也行。并強調調整期間權力要集中(29)。

  198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陳云在開幕會上講話,就會議主要議題講了14點意見。關于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陳云指出: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要真正清醒認識到我們是在十億人口、八億農民這樣的國家中進行建設。今后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如超英趕美等等。關于經濟體制改革,陳云說: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經濟形勢的改善。他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不能要求過急。改革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關于調整,陳云透辟地指出: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夠。這次調整不是耽誤,不調整才會造成大的耽誤。我們這次調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調整,我們會站穩腳跟,繼續穩步前進(30)。

  鄧小平堅決支持陳云提出的關于調整和改革的方針。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31) 指出:“(陳云同志)這個講話在一系列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我們這次調整,正如陳云同志說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調整。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夠。”“如果不調整,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步前進。”鄧小平明確表示:“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今后一段時間內,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于調整,有利于調整,不能妨礙調整。”(32)

  實踐證明,陳云提出和貫徹的以調整為中心的“新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繼續進行調整,對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轉變、國民經濟各種重要比例關系的平衡、經濟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陳云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政治路線落實到經濟工作上的結果,是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放在適合中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的結果。

作者簡介

姓名:程中原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12选5任七万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