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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一條線”外交戰略評析
2019年10月12日 10:10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4年第01期 作者:顏永琦 字號
關鍵詞:“一條線”外交戰略/積極意義/消極影響/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戰略

內容摘要: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客觀上是特定的國際環境的產物,主觀上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重新認識而對外交戰略進行調整的結果。這一外交戰略的實施既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也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這些都為我國在新時期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提供了借鑒作用。

關鍵詞:“一條線”外交戰略/積極意義/消極影響/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戰略

作者簡介:

  摘  要: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客觀上是特定的國際環境的產物,主觀上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重新認識而對外交戰略進行調整的結果。這一外交戰略的實施既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也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影響。這些都為我國在新時期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提供了借鑒作用。

  關 鍵 詞:“一條線”外交戰略/積極意義/消極影響/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戰略

  作者簡介:顏永琦,福建省委黨校科社法學部講師

  

   

  回顧新中國成立的50多年走過的歷程,我國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經歷了4次比較明顯的外交戰略大調整,大致可劃分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受東西冷戰的影響,中國在對外關系上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即聯合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60年代由于中蘇關系惡化,中國采取既反美又反蘇的“兩個拳頭打人”外交戰略,積極支持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斗爭;從70年代初中美關系改善開始,中國在對外關系上實行“一條線”的外交戰略,聯合西方國家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開始奉行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戰略,并在黨的十二大上得以確認。

  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國開始實行的“一條線”外交戰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實行的外交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在國際局勢發生了一些深刻變化的背景下我們黨和政府所采取的一項基本對外政策:當時,美國經歷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打擊,其政府開支失控,通貨膨脹嚴重;反戰示威此起彼伏,黑人反歧視斗爭遍及全國,犯罪活動日益猖獗;加上在越南陷入困境,傷亡慘重,美國由于深受越南戰爭的拖累,內外交困,其實力受到極大的影響,美國開始喪失了多年來一直擁有的優勢。盡管美國一直想謀求充當“國際憲兵”,但其目標與能力、欲望與力量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尼克松上臺后感到蘇聯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非常強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開始考慮緩和與中國的關系,收縮自己的戰線,以便對付最危險的敵人蘇聯和日益嚴重的國內問題。與此同時,蘇聯則趁美國陷入困境之機增強軍力,加緊向外擴張,而且竭力同美國爭奪霸權,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新態勢。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由于中蘇兩黨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的認識上的差異,導致逐步升溫的中蘇論戰,最后導致國家關系的惡化。蘇聯不斷在中蘇邊境增加兵力,在兩國邊境不斷挑起事端,蘇聯領導人甚至聲稱要“讓火藥保持干燥,隨時打擊敢于冒險的敵人”,揚言要摧毀中國的核基地。同時對中國實行戰略包圍:增派軍隊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挑唆和支持印度反華,并在阿富汗扶持傀儡政權并最終占領阿富汗。從北面、南面和西面對中國形成了軍事包圍之勢。這種種跡象表明:蘇聯成為對我國安全的主要威脅。

  20世紀60年代,中國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外交戰略,推行“反帝、反修”的戰略方針,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承受著來自東西方的雙重壓力,導致國內的建設和發展缺乏應有的國際環境。這種局面要求我們黨和政府對外交戰略進行一次大的調整。1968年8月,蘇聯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顯示蘇聯要使用武力來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的分歧。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爭端由來已久的國家,不得不繃緊準備用武力對抗蘇聯這根弦,隨后發生的中蘇兩國珍寶島武裝沖突使中國領導人開始認為,同美國相比,蘇聯對中國構成了更大的威脅(注:《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日《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一文,舉出了4點論據來論證這一觀點:1.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一個比美國后起的帝國主義大國,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險性;2.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由于經濟力量相對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軍事力量和戰爭威脅來進行擴張;3.蘇聯有高度集中的國家經濟和專政機器,更容易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和國家機器軍國主義化;4.蘇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具有一定的欺騙性。)。面對蘇聯日益嚴重的軍事威脅,毛澤東一方面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以防中蘇戰爭的爆發。另一方面,從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出發,中國領導人積極尋求國際上的支持以盡快擺脫兩線作戰的境地。當時中國要擺脫這種境地的突破口只有一個,這就是改善同美國的關系,借助美國的力量抵制蘇聯的威脅。雖然在60年代末美國對中國的威脅依然存在,但是相比之下,美國當時對中國的威脅還不像蘇聯那樣迫在眉睫。而且,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美國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而對其對外戰略作出重大調整的時期。尼克松在總統競選期間和當政之后,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發出愿意和解與改善關系的信息,想通過與中國和解與改善關系來遏制蘇聯的擴張勢頭以維持自己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這同時也給中國利用兩霸之間的矛盾、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和條件。毛澤東明確提出,“兩霸中我們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這就是我們的政策”(注:曹桂生:《學習毛澤東打開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載于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92頁。)。毛澤東的這番話,一針見血地解釋了中國必須調整對外戰略方針的理由,并且道出了這一新的外交戰略的實質:就是要建立一條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來打亂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部署,以推遲世界戰爭的爆發和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這種形勢分析和戰略方針實際上指導了整個70年代的中國外交戰略,也是“一條線”外交戰略形成的直接動力。

  中美雙方都意識到蘇聯對自己造成的威脅要大于對方造成的威脅,于是在對付蘇聯這個最大威脅的共同利益基礎上,兩個長期敵對的國家最終走到了一起。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兩國在70年代初走向和解。中國也最后確定了新的對外戰略方針,即“一條線”外交戰略。1972年,毛澤東接見尼克松。當尼克松談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哪一個威脅更大的問題時,毛澤東說:“目前,美國發動侵略和中國發動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注:基辛格:《白宮歲月》第4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頁。)這顯然說明毛澤東在安全方面主要擔心的是蘇聯。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的時候,表述了“一條線”的思想。他說:“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說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注:宮力:《重構世界格局》,中原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頁。)至此,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建立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統一戰線、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概念,美國無疑是這個國際統一戰線中最重要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條線”外交戰略的核心就是“聯美抗蘇”。鄧小平1985年9月14日在接見奧地利總統基希施萊格時,對“一條線”外交戰略也有一個具體解釋:“毛主席當時提出的國際戰略有當時的歷史條件。那時蘇聯在各方面都占優勢,美國加上西歐都處于劣勢,是很大的劣勢。我們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從美蘇力量對比來看,蘇占優勢,而且張牙舞爪,威脅中國。我們的判斷是,蘇聯處于進攻態勢,而且是全球性進攻,戰爭的危險主要來自于蘇聯。為了避免戰爭,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從日本經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以對付蘇聯的挑戰。美國同中國的關系改善了,日本和歐洲同中國的關系也改善了。”(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頁。)

  

  對一個國家來說,任何一種對外戰略總是既有利也有弊。而且一國的對外戰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國際環境和國家本身都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對外戰略不可避免地要適應這種變化而變化,可以說新中國制定的4次對外戰略都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我們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論述“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得與失、是與非、功與過。不能因為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變了“一條線”戰略,實行全方位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就否認其積極意義。“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實施對中國當時走出外交孤立等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大體有以下幾方面:

  1.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開啟了中美建交的大門,由此,帶來了中國的建交熱潮,使中國逐步擺脫日益嚴重的外交困境,有效地保衛了國家的安全。

  當美國總統尼克松發出要同我國和解的信息時,毛澤東抓住機遇,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兩條渠道,經乒乓球外交到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推動了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建立。由于美國認識到了與中國為敵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逐步改變了執行多年的對華不承認、不接觸政策,開始采取緩和對華關系的現實主義政策,因此美國的盟國和受美國控制的一批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對華關系時不再擔心美國的制裁。由此,中國掀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在大范圍展開;中國與大洋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有了突破;中國基本完成了與歐洲和非洲國家的建交過程。中美的接近,改變了兩國直接對抗的局面,極大地改善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1970年底,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還只有55個,到1980年后已增加到124個。中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在國際上孤立的地位,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于國際舞臺。中國確立和貫徹“一條線”外交戰略,主要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即為了抵制蘇聯對中國的威脅。這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無疑得到實現: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蘇關系雖然十分緊張,但是兩國間沒有發生大戰,也沒有出現60年代末那樣的流血沖突,中國在國內十分困難、動蕩的時期贏得了和平。

  2.推動了中國在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使中國得以重返多邊外交最重要的講壇,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在聯合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隨著中國“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實施,美國也由于自身國力的下降,在蘇聯咄咄逼人的進逼面前難以招架。因此,作為對中國外交姿態的回應,美國開始考慮松動僵硬的對華政策。美國這個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最大障礙開始松動,無疑給中國解決聯合國席位問題帶來了最大的機遇。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開始行使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職責,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從此,中國利用聯合國這個舞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致力于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對國際事務的作用和影響,使自己的一些正確主張通過聯合國這一渠道在國際社會得以確認。作為常任理事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利用自己在聯合國中的特殊地位,有效地維護了中國和第三世界在國際上的地位。如:70年代,當發展中國家提出維護200海里海洋權的要求遭到發達國家反對時,中國堅決支持和肯定這一合理要求,為新海洋法的制訂作出了重要貢獻;1981年第36屆聯大要改選聯合國秘書長,中國頂住壓力并經努力最后終于導致來自第三世界的德奎利亞爾當選;中國在聯合國中與77國集團和不結盟運動一直保持著友好的協調和合作關系,積極推動聯合國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為促成南北對話和加強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而不懈努力;中國在聯合國非殖民化的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它堅持不渝地支持納米比亞人民爭取獨立和廣大南非黑人反對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的斗爭,等等。中國的這些主張得到了廣大堅持正義立場的國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極大的提高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

  3.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界限,把國家利益置于意識形態之上,這為后來我國確立在新時期外交政策中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條線”戰略的實施,把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放在中國外交的重要位置,與社會主義中國的敵人美國實現和解。70年代的“聯美反蘇”與50年代的“聯蘇反美”有一個本質差別,就是“聯蘇”是一種政治軍事聯盟,是基于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兩根支柱上的。而“聯美”主要是基于國家的政治和外交利益,而在意識形態上是嚴重對立。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曾說過:“只要目標是一樣的,我們不會傷害你們,你們也不要傷害我們。——實際情況是,有時我們要批評你們一下,你們也要批評我們一下。這就是你們的總統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共產黨!’我們說:‘打倒你們這些帝國主義者!’但雙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發展友好關系。”(注:基辛格:《動亂年代》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頁。)尼克松也說:“中國人民看到了美國: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對手,但在反對蘇聯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而蘇聯是中國最嚴重和最直接的威脅。因此中國人看到了與我們共事的好處。他們只好在意識形態和生存方面作出選擇,他們選擇了生存。就那么簡單。”(注:莫尼卡·克羅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頁。)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確定了以“聯美抗蘇”為基本特征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取代了60年代的“兩個拳頭打人”戰略方針。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國的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聯美抗蘇”一直是中國所堅持的基本對外戰略方針。雖然“聯美抗蘇”并不意味著中國加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但是這個戰略的實施,客觀上造成了在美蘇冷戰中中國站在美國一邊反對蘇聯的局面。這種現象充分說明,中國更注重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從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這一原則在我國新時期實施的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戰略中得到全面體現。

  “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實施,畢竟是中國把蘇聯的威脅極端化而采取的應急措施。毛澤東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對國際形勢的總體看法,特別是對時代主題已開始發生的變化模糊不清,而且在國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沒能作出工作重心轉移的決策,沒有把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和對外開放發展經濟兩者聯系起來。這些錯誤認識難免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實施中體現出來,而且它隨著時代與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弊端日益明顯:

  1.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美國的霸權主義的氣焰,客觀上有利于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確立其“一超”地位,也增加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砝碼。

  在“一條線”戰略的背景下,中美關系逐步實現正常化。兩國雖然在共同戰略利益下走到一起,但是中美畢竟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文化傳統根本不同的兩種國家,共同的戰略利益消彌不了兩國的巨大差異。中國和美國由于兩國實力懸殊較大,中國實際上處于從屬地位,在兩極爭霸的格局中,無疑美國是把中國看成它手中的一張牌,依據美國的全球利益出牌。中美和解以后,美國一直在搞“兩個平衡”,即在中美關系和美蘇關系之間搞平衡以及在美國與大陸的關系和美國與臺灣當局的關系之間搞平衡,以達到利用中國制約蘇聯的力量,同時也利用蘇聯與中國臺灣的力量制約中國大陸的力量的目的。美國利用中美蘇“大三角”戰略著手加強其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步取得了對蘇的戰略優勢,并最終在世界上取得“一超”的地位,成為當今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最大障礙。盡管70年代中國的“一條線”戰略是非常有利于美國的對蘇戰略,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但美國有些人卻不這樣認為,它把中國尋求與西方建立軍事戰略關系的努力看成是中國有求于它,并利用這種情況在中美雙邊關系和世界政治中大肆推行自己的霸權主義。它認為是中國本身沒有力量,在全球戰略中是中國有求于美國,而不是美國有求于中國。出于這種估計,美國有人認為,只要美國對蘇聯持強硬和對抗政策,則無論美國在臺灣或其他問題上怎樣作為,中國也只能忍耐下去,所以美國一直拒絕在對臺關系上做出實質性讓步,并在中國統一問題上設置障礙。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大三角”戰略對美國的重要性逐步減弱,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也越來越強硬。中國的外交決策和外交實踐在事實上也確實受“大三角”戰略的制約,毛澤東曾對尼克松說過:“臺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注: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

  2.在外交實踐中存在著“以蘇劃線”的傾向,使自己與一些國家特別是某些第三世界國家關系受到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中國的外交回旋余地。

  實行“一條線”外交戰略的目的就是要在國際范圍內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以制止蘇聯的侵略和擴張。”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實施,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大大改善了中國同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使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有助于我國外交的開展,有助于中國抵制蘇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但它本身有明顯的缺點,它與以前我國采取的“一邊倒”外交政策一樣,是以戰略關系劃線。在“一條線”外交戰略實踐中,必然產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我國把蘇聯視為頭號敵人,突出了中國與蘇聯與東歐集團的敵對關系,這樣,容易導致“以蘇劃線”的傾向,在外交實踐過程中往往片面地把其它國家對蘇聯的立場來決定我們對它們的外交政策,這就限制了中國發展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關系,特別是使中國同蘇聯及其亞洲盟友處于緊張對峙的狀態,致使中國面對著十分險惡的周邊安全環境;另一方面,作為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國際統一戰線中的一員,與美國建立準同盟關系,這就必然受制于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利益,這樣,中國的獨立自主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不利于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利用美蘇矛盾,損害中國的對外形象和對外關系。從長遠來說,“一條線”外交戰略顯然不利于中國國內的現代化建設。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而要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的關鍵是緩和與改善中蘇之間的緊張關系,要實現這個目的,中國必須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因此,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戰略取代“一條線”外交戰略就勢在必行。

  3.對國際局勢作出了不完全準確的判斷,過分渲染戰爭的危險性,在實施對內對外政策時存在著“左”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中國的和平形象。

  盡管中國黨和政府歷來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但在20世紀70年代采取的對外政策難免給人一種好戰的印象。主要表現在:(1)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對世界戰爭與和平形勢的基本估計是:由于蘇美爭霸的加劇,世界形勢動蕩不安,世界人民已經面臨著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嚴重威脅,新的戰爭已迫在眉睫。從這種認識出發,在指導中國外交和國內建設時,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用于備戰上。為了建立反霸統一戰線極力渲染蘇聯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號召人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大力宣揚“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思想,特別是在1975年、1978年通過的兩部憲法中去掉了“維護世界和平”的提法。(2)把西方的“和平主義運動”斥責為“綏靖政策”思潮,“裁軍”被簡單地否定。“一條線”戰略的實行、美中的和解使蘇聯不得不加緊同美國和西歐實行緩和,美蘇緩和主要體現在兩國首腦的互訪、會談以及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等方面。盡管美蘇搞緩和本質上仍是爭奪,只不過是它們爭霸世界的一種手段,但對當時日趨緊張的國際局勢有一定的緩和作用。(3)對蘇聯向中國發出緩和的要求看成是陰謀而加以排斥。毛澤東去世之后,蘇聯鑒于國際和國內形勢的壓力,主動向中國表達與中國改善關系的愿望,但遭到中國的拒絕。1976年11月15日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歡迎中非總統的宴會上說:“社會帝國主義在繼續對我國進行誣蔑和威脅的同時,卻不斷制造緩和的假象,妄圖混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原則界限,甚至狂妄地要求我國改變政策。這是癡心妄想,白日做夢。”(注:周文琪等:《特殊而復雜的課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頁。)這顯然表明中國對蘇聯發出緩和的要求不予回應。這些做法難免引起世人對中國黨和政府追求世界和平的誠意產生懷疑,也就破壞了中國的和平形象。因此,鄧小平指出:“過去,在國際上有人認為中國是‘好戰’的”(注:《鄧小平理論研究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頁。),“現在樹立我們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們實際也要擔當這個角色”(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

  4.單純著眼于從戰略的角度考慮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并沒有從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的角度去發展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顯然這樣的關系是脆弱的。

  “一條線”戰略的實施,實現了中國與西方外交關系的正常化,特別是1972年與日本、1979年與美國的建交,減輕了中國對安全的憂慮。這本來為中國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由于對戰爭的估計過于嚴重,中國在“一條線”戰略的實施主要是從戰略與軍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并沒有相應的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在國內依舊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沒有利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緩和與改善關系的機會引進它們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去發展自己的經濟。尼克松說他1972年去中國時,“在我與中國人會面的這五天,從來沒有提到任何關于經濟方面的問題,一次也沒有。他們只關心戰略大事和蘇聯的軍事實力。20年后,我們所談的幾乎都是經濟問題,并且是中國特色。”(注:莫尼卡·克羅利:《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這說明“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局限性,它沒有以中國的現代化為中心。在實行“一條線”戰略時期,外貿盡管有一定的發展,但相對于國際貿易迅猛發展的20世紀70年代來說,是非常落后的。特別是,國內還出現了批判“出賣資源”“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等排斥對外開放的事情,阻礙了對外經濟交流的發展。同時為了維持反蘇統一戰線,援助“世界各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數量急劇增加,嚴重影響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事實證明,僅僅從戰略安全的角度、而不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和平問題的合作是脆弱的。20世紀70年代的這種合作關系不是以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作為基礎,因此一旦共同的敵人的威脅消除,戰略合作也就難以維持。事實上,隨著蘇聯國力的衰落,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戰略安全合作關系的基礎不斷削弱,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并沒有受到多大影響,這主要是得益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與西方國家建立了利益互補和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正因為這種日益密切的經濟關系才使中國與西方的關系甚至在1989年風波和蘇聯解體后仍然得到發展。

  

  從“一條線”戰略提出和實施的得失來看,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體會和認識:第一,以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為原則制定對外戰略,盡量減少意識形態與政治觀念的干擾。不能只單純把國家利益理解為維護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還應該認識到促進國家的繁榮、發展與進步以及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等等,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第二,把對外戰略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大力發展自己,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當自己的綜合國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增強了在世界舞臺上的自信心后,才能真正做到“獨立自主”。第三,要用“非敵非友”的觀念取代“非友即敵”的觀念。“非友即敵”的觀念長期限制了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靈活性,由于這種觀念的支配,新中國在冷戰時期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或聯合一個超級大國反對另外一個超級大國,或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導致自己深陷于東西方冷戰之中。只有樹立“非敵非友”的觀念才能使我國保持中立、不結盟的立場,才能夠做到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對外政策,為自己拓展更為廣闊的國際空間,也更有利于中國的內部發展。第四,必須做到與時俱進,根據時代和國際局勢的變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國際局勢發生了變化和我國工作重點的轉移,“一條線”外交戰略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發展。特別是里根上臺以后,在臺灣問題上采取的強硬立場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霸權主義行徑,使中國政府深深感到“一條線”外交戰略的種種缺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以及我國工作重點的轉移的需要,在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之后實行的各種對外戰略,特別是“一條線”外交戰略的是非得失的經驗教訓基礎上,不斷地對我國的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我們黨確立了中國新時期的對外戰略方針,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這一新的外交戰略方針的指導下,我國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動:不斷改善與周邊各國的關系,加強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合作;在力爭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同時,逐步使中蘇關系朝正常化方向前進;同時繼續發展同西方國家和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此外,中國還積極拓展多邊外交,加強與聯合國的合作,廣泛參與多邊經濟、社會領域的活動和區域性爭端的解決。最終實現了鄧小平在1985年6月4日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所概括中國外交指導思想上的兩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對時代主題的看法: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得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結論。第二個轉變,是在對外政策上,改變了過去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奉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真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服務(注: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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