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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中國改革的緣起
2019年10月12日 10:32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9年第2期 作者:王海光 字號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改革/中國改革開放

內容摘要: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資源、政治資源和組織資源,奠定了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改革/中國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機緣從出現到成熟,前后經歷了20多年的時間。前一個十年,中共在蘇共二十大后,力圖走出一條新的更快更好的發展道路,但結果卻與社會主義改革潮流背道而馳,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建國后“左”傾錯誤發展的頂峰,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它以“左”的極端形式,全面暴露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使黨和人民猛醒深思,從而為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提供了歷史的機緣。“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資源、政治資源和組織資源,奠定了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

  關 鍵 詞: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改革/中國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一、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偏離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20世紀50年代,曾經被公認為是社會主義經典模式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其高度集權的體制越來越顯現出僵化的特征,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發展的生機和活力。1956年3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改革浪潮由此興起。

  此時的中國,剛剛按照斯大林模式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正滿懷信心地著手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在蘇共二十大的啟發下,中共也開始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共“八大”前后,中共領導人圍繞著健全國家政治生活、改革經濟體制和發揚民主等方面,曾產生了一些獨到的新思想萌芽。這些新的思想萌芽與當時社會主義改革的大潮流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這個良好的改革勢頭沒有堅持下去。1957年,以發揚民主為宗旨的整風運動,走上進行階級斗爭的反右派運動,標志著中共的探索發生了逆轉,走到了與社會主義改革潮流背道而馳的歧路上去了。在這個逆向運動的盡頭,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1、社會主義陣營改革潮流的興起和中共社會主義探索的方向性偏離

  從中共八大到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20多年間,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發生了兩次重大挫折。一次是歷時3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次是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大躍進”的挫敗并不必然地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但這兩次重大挫折之間,是有著某種密切的內在聯系的。“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些“左”的社會政策,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最初的源頭。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共沿用過去領導革命的戰時經驗,試圖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冒失輕率的激進改革。它不僅是用群眾運動和戰爭動員的方式搞經濟建設的一種趕超戰略,還是要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率先進入到共產主義的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試驗。“大躍進”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心就是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在社會主義諸國中樹立一個“多快好省”的趕超新樣板。

  “大躍進”為了要提供出比蘇聯“老大哥”發展更快的“高速度”,在傳統體制上有許多創新和突破:在經濟發展目標上,制定了“以鋼為綱”短期實現“趕英超美”的發展目標,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趕超計劃中最為激進;在經濟發展方式上,用“全民大辦”的行政命令加群眾運動,否定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中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技術規定性;在經濟管理機制上,以大搞群眾運動的“鞍鋼憲法”代替蘇聯以技術管理為主導的“馬鋼憲法”①;在政治運行機制上,實行黨委“大權獨攬”的一元化領導,加劇了領導制度過度集權狀況,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更是置于了中央集體領導之上;在社會組織形式上,以工農商學兵一體的政體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代替了蘇聯的集體農莊體制,并認為這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②。可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已經與過去的傳統模式發生了巨大變異,帶上了更多的烏托邦空想色彩和非理性因素。但萬變不離其宗,在本質上與斯大林模式并無二致,在追求單一公有制、平均主義、急于過渡等方面更有甚之。而且出于主要領導人對群眾運動大轟大嗡的偏好,對計劃經濟的技術理性采取“破除迷信”的一概排斥態度,很快造成了國民經濟運行的嚴重混亂,強迫命令的瞎指揮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大行其道。“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多方面都帶來了嚴重后果,所有的后果,都直接來自于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偏差。

  2、乍現即逝的改革契機與中共黨內重大分歧的出現

  進入60年代后,中共開始著力解決“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嚴重后果,實行全面調整的方針政策,糾正錯誤。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再度出現轉向正確方向的契機。

  60年代初期的調整是為了改變“大躍進”的激進政策。一方面,調整是對原有體制的修復。中央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了調整,糾正了“供給制”的公共食堂,以小隊為經濟核算單位,實際上恢復到初級社的水平。中央還制定了工業、農業、教育、科技等工作條例,糾正大搞群眾運動的做法。另一方面,60年代的調整在修復原有體制中也包含了某些體制改革要求。在“大躍進”造成的嚴峻困難面前,一些中央領導人從實際出發,提出了一些恢復經濟,調整政治關系,改善對外關系的政策措施。如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了肯定和支持當時農村出現的“三自一包”,開放農村集市市場的農村政策建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出了緩和國內社會政治關系,調整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調整宗教民族政策的統戰工作建議;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提出了爭取長期的和平環境,改善對外關系,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外交工作建議等等……這些政策建議,雖是從部門工作的角度提出的,但都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已經隱含了改革的萌芽。特別是農村“包產到戶”的再度興起,恢復生產效果顯著,深受農民擁護,得到了從地方到中央的許多干部或明或暗的支持,一時形成很大規模,成為以后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聲。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調整對意識形態的禁區也有了某種程度上的突破。鄧小平當時曾有一段話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說:“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③ 這段話雖然是針對當時克服困難的具體措施來講的,但已有了以后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政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

  在“大躍進”運動遭到嚴重挫敗后,毛澤東承認:“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④ 并認為,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對調整工作,毛澤東一開始也是支持的。但是,他并沒有放棄他的關于社會主義模式的某些設想,不允許否定“三面紅旗”。所以當調整深入時,他又認為劉少奇主持的調整工作,問題講多了、政策退多了。毛澤東對那些具有改革動向的調整措施十分敏感。他把“三自一包”、“自由市場”等搞活經濟的調整措施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繼而認定鄧子恢、李維漢、王稼祥等是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因為對社會主義的傳統模式沒有根本突破,毛澤東和中央集體領導在調整方針上發生了重大分歧,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

  3、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確立

  隨著調整的深入,黨內出現了一些改革的苗頭,一些新政策開始醞釀。但是,由于全黨在社會主義認識上的局限性,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錯誤缺乏全面認識,改革的醞釀很快就被打斷了。1962年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當作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這個對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后來概括為“階級斗爭為綱”的黨的基本路線。

  根據八屆十中全會確定的方針,中共開展了以城市“五反”農村“四清”為主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在運動中提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論斷⑤。階級斗爭成為全黨觀察和解決國內問題的基本方法。同時,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文化批判運動⑥。一批建國以來優秀的文藝作品和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受到過火的政治批判。通過這些政治運動,形成了一個“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模式。

  60年代“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模式確立,整合了1957年以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第一,階級斗爭被嚴重泛化了,成為了“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政治幽靈。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下,從高度集權體制必然造成的官僚主義,到任何社會都會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都被納入到了階級斗爭的范疇。社會上,“興無滅資”的絕對化口號盛行于世,并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社會管理體制方面,通過“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運動,將軍隊政治工作推而廣之,在各行各業實行高度軍事化的管理模式。社會空間被嚴重擠壓,人們的創造力被嚴重扭曲,體制更加僵化,體制外已沒有生存的余地。

  第二,社會的階級斗爭被引入到了黨內,黨內不同政見的路線斗爭被賦予了敵對的性質。“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認定,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都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而且斗爭越來越激烈。黨內對“大躍進”錯誤的糾正,具有改革意義的建議和措施,有利于發展生產的政策,都被當成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人們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都被當成是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的行為。

  第三,黨內民主制度遭到根本性毀壞,黨內矛盾失去了合理解決的協調機制。“階級斗爭為綱”的提出,不僅使1959年廬山會議被嚴重破壞的黨內民主失去了修補的條件,而且由于毛澤東在階級斗爭理論上的權威地位,使黨內一切和毛澤東相左的意見,都可以上綱到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中央內部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上的認識分歧,在具體工作上的不同意見,都會積累下來,變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在60年代調整和階級斗爭的雙軌運行下,黨內矛盾不斷積累并發生激化。當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的矛盾沖突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就在所難免了。

  第四,階級斗爭成為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政治運動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階級斗爭為綱”的確立,改變了過去政治與經濟工作的并行關系,各項業務工作都必須貫徹“政治掛帥”的方針。從過去提倡的“又紅又專”到“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⑦;從“政治統帥經濟”到“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作用越來越夸大了。國家管理的各項功能,都被簡化為階級斗爭的政治功能。在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階級斗爭被賦予了決定性的意義,全黨上下都陷入了“大抓階級斗爭”的誤區。

  這樣,中國60年代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指導下,沿著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的路線繼續走了下去。對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探索,已經發生了不可逆性,以至于要回到50年代的傳統模式已無可能。這種高度集權下的社會制度模式,是政治災難得以發生的體制原因。

  4、“反修防修”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打開了最后一扇大門

  中蘇關系從蜜月走到惡化,原因十分復雜,但具有根本性的深層次原因是中蘇兩黨不同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的沖突。由于中蘇關系急劇惡化,使得中國黨對赫魯曉夫主政時期的蘇聯改革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態度,并由此引發了60年代國際共運的大論戰。論戰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論戰雙方都從馬克思、列寧那里引經據典,兩個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很快上升到國家關系的惡化,國家關系的惡化又反過來加重了意識形態爭論的理論分量。1965年,毛澤東否定了新上臺的蘇共領導人停止中蘇論戰的要求,宣稱“公開論戰要一萬年”⑧。中蘇關系完全破裂。

  中蘇論戰和中蘇關系惡化對60年代的歷史走向發生了重大影響。它不僅使中蘇由盟友成為敵人,而且還影響到整個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改革,影響到國際冷戰格局的變化,并深刻影響了各自的國內政策。

  第一,延緩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改革。赫魯曉夫是一個有改革意識的蘇共領導人,但在做法上比較粗糙。中蘇關系的惡化,是導致他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后,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共的對華政策更加強硬,蘇聯的改革漸漸陷入了停滯,甚至直接出兵干涉東歐他國的改革。

  第二,影響了中國國內政策的走向。在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中,中共領導人已經失去了以往審時度勢的冷靜,表現出一種教條主義的執拗和僵化。在中共中央發表的“九評”等一系列重頭論戰文章中,把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都當成是對修正主義進行批判,并以此作為“階級斗爭為綱”的根據,使自己迷失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方向感。

  第三,惡化了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共在國際開展“反修”斗爭后,提出了“反帝必反修”、“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等口號,對外方針是“四面出擊”,全面“左”傾化,造成“唯我獨革”的自我封閉。由于中國陷入“光榮孤立”的境地,對外部世界隔膜,把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估計得十分嚴重,看成是迫在眉睫的危險,使國民經濟布局提前進入戰備軌道。大規模的“三線建設”,把人民緊衣縮食積累的數千億建設資金盲目投入到沒有效益的地方,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亞于一場中型戰爭。在整個國際局勢趨于緩和的形勢下,中國制造出來的對世界大戰的自我緊張和政治恐慌,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四,強化了世界革命的意識。中共認為蘇共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世界上100多個共產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夭折的危險。強烈的危機感和責任感使中共毅然要把中國建設為世界革命的堡壘,積極推進世界革命。由此,中共50年代搶先進入共產主義的樣板意識,到60年代轉成了擔當世界革命重任的“扛旗”意識。在這種“抗旗”的意識下,全黨開始大造毛澤東個人崇拜。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制造,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條件,“文化大革命”又把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發展到了頂峰。毛澤東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晚年思想被推崇為“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⑨。

  第五,提供了中共“左”傾理論的形成條件。“反修防修”運動的開展,進一步發展了毛澤東反“和平演變”的思想。毛澤東斷定蘇聯已經變成了修正主義國家,十分擔心這種情況會在中國重演。所以,在國際開展“反修”斗爭的同時,在國內開展了以“反復辟”為主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批判運動越演越烈。在國際“反修”和國內“防修”的惡性循環下,經過“左”的理論和實踐的互補,使“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更加系統化了,并為全黨所接受,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反修防修”使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更加系統化,更具有理論色彩,也越來越拉大了他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認識差距,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矛頭迅速上移。毛澤東把中央高層60年代以來出現的認識分歧,看成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懷疑劉少奇等共事多年的戰友是在搞修正主義,甚至把他們當作是“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以至于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他們搞下去。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災難就自上而下地降臨了。

作者簡介

姓名:王海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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