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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經濟模式認識過程的考察
2019年10月12日 11:21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7年第5期 作者:毛傳清 字號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蘇聯經濟模式/認識/考察

內容摘要: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說過:“我們過去照抄照搬了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① 本文不能全面涉及蘇聯模式,僅從黨對蘇聯經濟模式的認識角度,系統考察這一認識過程,這對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蘇聯經濟模式/認識/考察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本文系統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經濟模式的認識過程,即“以俄為師”:對蘇聯經濟模式的學習;“以蘇為鑒”:對蘇聯經濟模式的反思;“反修防修”:對蘇聯經濟模式的維護;“走自己的路”:對蘇聯經濟模式的揚棄。中國共產黨認識蘇聯經濟模式的曲折艱辛表明,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堅定不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歷史的結論。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蘇聯經濟模式/認識/考察

  作者簡介:毛傳清,武漢理工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

 

  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說過:“我們過去照抄照搬了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① 本文不能全面涉及蘇聯模式,僅從黨對蘇聯經濟模式的認識角度,系統考察這一認識過程,這對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以俄為師”:對蘇聯經濟模式的學習(1949—1956年)

  1949年初,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來中國,聽取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關于未來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見。毛澤東在談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問題時表示要向蘇聯學習。在毛澤東看來,“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② 為了進一步了解蘇聯經驗,并爭取蘇聯對新中國的援助,1949年7月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赴蘇訪問,帶回部分蘇聯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出訪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學習蘇聯經驗進入實質性階段。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據國民經濟開始好轉的形勢,發出《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的黨內通報》,提出要確立“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進行計劃經濟建設,并指定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負責領導一五計劃的編制。但是,“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逐步建設成為工業國,從何起步?經過對政治、經濟、國際環境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復權衡和深入討論之后,大家認為必須從發展原材料、能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入手。”③ 1951年12月,毛澤東首次明確指出:“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但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④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編制1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若干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必須以發展重工業為建設的重點,首先保證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已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當成國家工業化的戰略。

  既然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經濟模式,對于怎樣編制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就只能向蘇聯學習。1952年8月,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云、李富春等組成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蘇聯,就一五計劃中需要蘇聯援助的141個工業項目問題進行商談。周恩來和陳云在前蘇聯逗留了一個多月,兩次會見了斯大林。斯大林對我國的“一五”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表明中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得到了蘇聯方面予以援助的明確保證。1953年4月4日,米高揚向李富春通報了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經濟專家對我國“一五”計劃的意見。我國參考了這些意見,并對“一五”計劃草案作了較大的調整。由此可見,中國的工業化初始模式就是蘇聯工業化模式的一個翻版。

  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在經濟中加大社會主義比重,鞏固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就在周恩來、陳云等回到北京的1952年9月24日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匯報了同蘇聯商談的情況。據薄一波回憶,那次會議主要討論的是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⑤“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這個講話表明,他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⑥ 為什么在討論一五計劃方針的會上,在聽取了周恩來匯報訪蘇情況之后,毛澤東會提出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個問題呢?“這一事實恰恰反映了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蘇聯答應對一五計劃進行援助、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三件事情之間存在內在聯系。”⑦ 1952年10月2日,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出席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受毛澤東的委托,劉少奇于10月20日寫信給斯大林,就中國怎樣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征求意見。信中寫道:由于國營工業的發展將大大超過私營工業的發展,“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并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在農業中,在土地改革后,我們已在農民中發展互助合作運動。”“我們準備在今后大力地穩步地發展這個運動,準備在今后十至十五年內將中國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再基本上實現中國農業經濟集體化。”⑧ 斯大林收到信后,會見了中共代表團并作了答復,肯定中共的想法是對的。

  可以說,從1953年開始的“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以國家工業化為直接目的的。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所走過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這在我們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⑨。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這篇有名的文章中,清楚地印下了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思想軌跡。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質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當時毛澤東與斯大林一樣,認為只有通過農業合作化,才能使農業由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從而解決高速發展的工業的原料和糧食問題。而“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毛澤東批評那些不同意上述方針的人“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⑩ 經過疾風暴雨式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把新民主主義時期的5種經濟成分變成了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即建立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奠定了計劃經濟的基礎。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李富春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要建設社會主義,就要實行計劃經濟,按照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來進行生產和建設。這是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經驗早已證明了的”,蘇聯實行計劃經濟的榜樣,“使我國具備了實行計劃經濟的基本條件”(11)。因此,當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統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起來時,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就完全形成了。

  優先發展重工業,就要對與之適應的經濟資源實行集中計劃配置和管理的辦法。從1953年起,國家先后對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以后又把生豬、蛋品、烤煙等納入統購統銷范圍,商業也對主要輕工業產品實行定購包銷。這樣,直接計劃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生活。隨著“一五”計劃的執行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展開,中共中央相繼發出《關于建立與充實各級計劃機構的指示》,批準試行國家計委《關于編制經濟年度計劃暫行辦法》,使各級計劃機構和編制工作進一步加強,整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臻于成熟,并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確認,其第十五條規定:“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已成為我國法定的經濟體制。正如薄一波所說:“一五計劃是在蘇聯的幫助下擬訂的,156項骨干建設工程也是蘇聯援建的。當時,我們自己在經濟建設的各個方面都缺乏經驗,很自然要搬用蘇聯管理經濟的一些辦法,這就更進一步強化了中央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12) 當時我國的這種經濟體制,對集中力量進行156項建設項目,建立初步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起了積極的作用。

  總之,從建國初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中國學習蘇聯的經濟模式集中體現在,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來推動工業化,建立比較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正如毛澤東所說,搞社會主義建設,“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13) 又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14) 可以說,“照抄照搬”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特點。

  二、“以蘇為鑒”:對蘇聯經濟模式的反思(1956—1962年)

  1956年前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重新審視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始了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的轉變。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到1955年間,蘇共中央領導人開始悄悄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的提法也發生變化,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1954年4月28日,毛澤東在對《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的批語中說:“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輯關于個人崇拜反對教條主義的一個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為內部文件,印發給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補中委,在京某些應當閱讀的同志(如李維漢,安子文),請考慮酌定。”(15) 5月5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要求全黨高級干部必須注意這幾個文件中所說的問題(16)。蘇聯的這種變化,開始使中共和中國人民從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中有所清醒。在1954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憲法草案的講話中,就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問題。他說:“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論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正確的就信,不正確的就不信,不僅不信而且還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17) 毛澤東這段話是有感而發,表明他已在重新考慮如何評價斯大林和蘇聯經驗問題。1955年底,毛澤東在中央領導集體的小范圍內,明確提出了“以蘇為鑒”的思想(18)。由于時機不成熟,并沒有公開宣傳。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揭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這為人們打破對斯大林和蘇聯經濟模式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認識和思考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提供了契機,為各社會主義國家公開地系統地總結歷史經驗創造了有利條件。1956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會議期間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代表團時說:“對斯大林的批評,我們人民中有些人還不滿意。但是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19)。正是有了這種寬松的國際環境,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國共產黨人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和經驗開始進行反思,將“以蘇為鑒”問題從小范圍討論轉向公開化。

  我國“一五”計劃期間,由于全面仿效蘇聯經濟模式而造成的消極后果,此時也開始顯露出來。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在一開篇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20) 在《論十大關系》講話發表之后的一段時間,圍繞著這篇講話所提出的基本思想,毛澤東對如何從實際出發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問題進行了更多的理論思考。1956年8月,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要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蘇聯經驗的同時,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創造出中國自己的、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他明確指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21) 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又明確強調:“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22) 以《論十大關系》為開篇,在黨的八大前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了改革我國經濟體制的一些重要思想。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23)

  在經濟管理公有制方面,毛澤東鑒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中,存在著中央集權過多,壓制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和機動權的弊端,強調“我們不能象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提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24) 八大以后,黨中央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制宜的方針,進一步劃分了行政管理職權,調整了中央和地方、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把一部分工商業的管理權限下放給了地方和企業,使地方和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

  在所有制和經濟運行機制方面,周恩來在八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在我國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適當的范圍內,更好地運用價值規律,來影響那些不必由國家統購包銷的、產值不大的、品種繁多的工農業產品的生產,以滿足人民多樣的生活需要。”報告提出:“在國家統一市場領導下,將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在一定范圍內,將實行產品的自產自銷;對某些日用工業品,將推行選購辦法;對所有商品,將實行按質論價辦法,等等。采取這些措施,不僅不會破壞國家的統一市場,相反地將會對國家的統一市場起有益的補充作用。”(25) 毛澤東在八大以后,也曾經提出過與蘇聯經濟制截然不同的、被他稱為“新經濟政策”的主張。他說,“地下工廠”,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夫妻店,可以開私營大廠。私人投資設廠,定息也有出路。華僑投資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26) 這一主張得到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贊同。

  在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的問題上,毛澤東鑒于蘇聯在長時期內,重積累、輕消費,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的教訓,指出:“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27)“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28) 在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

  50年代后期,中國共產黨人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尋求比蘇聯搞得更快更好的方法。1957年10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29) 1958年毛澤東提出總路線、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圍繞一個主題,即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以期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快更好的路子。但是,正如金沖及所說:“毛澤東在主觀上是想闖出一條中國自己的新路來,讓人民快些過上好日子;但由于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情緒,急于求成,又過分自信地沿用了中國黨在戰爭年代所熟悉的那種大搞群眾運動的做法,違背了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結果受到了嚴重的懲罰。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悲劇。”(30) 總之,這一時期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沒有跳出蘇聯經濟模式的框框,甚至走得更遠。如生產上的高指標、瞎指揮和浮夸風;生產關系上急于向更高級的形式升級過渡;“以鋼為綱”把國民經濟比例搞得嚴重失衡;分配上實行部分供給制到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大刮“共產風”把農民挖得比蘇聯的余糧征集制更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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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毛傳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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