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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時期中共探索執政模式的歷史考察
2019年10月12日 14:20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7年第1期 作者:齊衛平 字號
關鍵詞:民主革命時期/執政模式/黨的探索/歷史考察

內容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的實踐伴隨著對執政模式的探索,在從局部執政向全國執政轉變的歷程中,經歷了“平民政權”、“蘇維埃政權”、“聯合政府”、“人民民主專政”等執政模式思路的演變。這個歷史演變的過程表明,黨在執政模式的思路上,既有連貫的思想繼承,也有根據形勢發展而形成的新思想。

關鍵詞:民主革命時期/執政模式/黨的探索/歷史考察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的實踐伴隨著對執政模式的探索,在從局部執政向全國執政轉變的歷程中,經歷了“平民政權”、“蘇維埃政權”、“聯合政府”、“人民民主專政”等執政模式思路的演變。這個歷史演變的過程表明,黨在執政模式的思路上,既有連貫的思想繼承,也有根據形勢發展而形成的新思想。

  關 鍵 詞:民主革命時期/執政模式/黨的探索/歷史考察

  作者簡介:齊衛平,華東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49年經過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協商,確定新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由此而形成了具有獨創性的中共執政模式。這個模式的形成不是偶然,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的歷程中,中共對執政模式進行過認真的探索,認識不斷深化,思想不斷成熟。本文擬對中共在領導革命實踐中關于執政模式的探索,作一歷史考察。

  一、“蘇維埃政權”:最初的模式思考

  黨對執政模式的理論思考是與革命實踐同步開始的。建黨時期黨的執政思想處于萌芽階段。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有俄文和英文兩個譯稿,其中第二條規定是關于共產黨對于國家政權的思想。俄文稿譯文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英文稿譯文為:“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①。兩種譯文不同,表達的意思是一致的。1922年以后,黨在國家政權問題的認識上有所發展,6月15日《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提出了實現“民主政治”的主張,指出:“民主政治當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權,但所謂民主派掌握政權,絕不是在封建的軍閥勢力之下選一個民主派人物做總統或是選幾個民主派組織內閣的意思,乃是由一個能建設新的政治組織應付世界的新環境之民主黨或宗旨相近的數個黨派之聯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動派官僚軍閥,來掌握政權的意思”②。這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對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作了區分,在國家政權問題上的提法也出現新的變化,規定目前共產黨的奮斗任務首先是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它是“解除工人農民的痛苦使工人農民到權力之路的第一步”,中共二大發表的宣言中將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作為第一步奮斗,將“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作為“第二步奮斗”③。這一認識表明,黨意識到要獲得執政地位將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

  1924年國共統一戰線建立后,推翻封建軍閥政府成為直接的任務。黨的文獻中關于國家政權問題也有涉及。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個決議案中指出:“革命民眾政權之建立和中國之統一,是全國各階級共同的口號,當然也是工人階級的口號,可是這一問題的解決,必然是戰勝一切賣國軍閥的結果”④。1926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國民會議”的主張:“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來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⑤。這一“國民會議”的主張表明,中共寄希望于廣東國民黨政權來推動革命民眾政權在全國的建立。這樣的認識一直維持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為止。總之,1924年至1927年期間,黨在政權目標上的基本提法是建立“平民政權”或“革命民眾政權”。這樣的提法顯然十分籠統,政權的性質、中國共產黨在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關鍵問題都還沒有涉及,認識還處于初步階段。

  1927年7月第一次大革命失敗,隨著革命統一戰線的破裂,國共兩黨分道揚鑣,中共開始獨立領導中國革命,這一重大的變化必然影響黨在政權問題上的認識。革命失敗后黨中央首先決定組織農村暴動和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民政權成為最先提出的口號。“土地革命只是一個過程,政權爭斗是這一過程的主要特點。必有奪取政權的爭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鄉村的統治”,“所謂政權的爭斗,就是要建設農民的革命政權,換言之即農會政權之建設”⑥。這種農民政權就是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具體形式就是蘇維埃制度。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的信中,對“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的革命政權”有具體的解釋:在鄉村一切權力歸農民協會——農民政權;在城市一切權力歸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在暴動前是指導暴動的機關,由我黨指派同志及少數真正民眾分子組織之。暴動成功后即是臨時革命政府的性質。然后朝“民選革命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權政府”努力,由革命委員會召集工農會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選舉會議,成立正式民權政府⑦。這一指示非常具體,對政權的性質、成分構成、組織方法和程序,都有清楚的規定。它是中共執政思想開始明晰起來的最初表現。

  從原先的“革命民眾政權”主張到“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的革命政權”的主張,明顯的變化反映在政權構成的階級成分方面,由此決定了政權性質上的不同。“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的革命政權”的主張,與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民眾政權”主張相比,更鮮明地突出了中共獨立執掌政權的特點。這個變化首先是中國革命轉變自身提出的要求。然而,中共對執政模式的最初思考,很大程度上受當時共產國際的影響。根據20世紀90年代蘇聯公布的檔案資料,共產國際最先向中國提出“建立蘇維埃口號作為實際行動口號的時間”,是在1927年8月12日⑧。8月13日,斯大林就中國革命發表指示:“在目前階段只限于在共產黨報刊上宣傳蘇維埃”,“如果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同時出現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建立蘇維埃”⑨。當中共樹起自己的旗幟,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后,共產國際認為,蘇維埃已經不是一個宣傳的口號,而是一個實際行動的口號了。

  中共最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是在1927年8月21日通過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決議指出:“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即是保證工農民權獨裁制直接進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獨裁制”。但是,中共中央在制定該決議時,尚未作出放棄國民黨旗幟的抉擇,還在強調“國民黨是一種民族解放運動之特別的旗幟”,因此,確定的方針是“我們現在就應當在黨的機關報與勞動群眾之中開始宣傳蘇維埃的意義,以便到了必要的時期,立刻可以開始組織蘇維埃”,“本黨現時不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⑩。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指出上述8月的決議案中“關于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國民黨的旗幟是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壓迫與屠殺的象征”,因此,“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11)。短短時間里策略上的變化首先是由中國革命形勢的實際變化促成的,但共產國際的指揮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后來的情況看,正如專家們所指出的:“共產國際文件中涉及到這個時期蘇維埃運動的內容和目標的一般性論點通常在中共的文件中毫不修改地加以重述。同其他各黨一樣,從20年代末起,中國共產黨也總是就共產國際某些決議和指示作出一些專門的決議”(12)。

  中共在領導土地革命的前期,以蘇維埃制度為模式的政權思想形成了初步的理論輪廓。關于蘇維埃政權的性質,突出了“工農獨裁”的階級屬性。中共中央文獻資料中,有幾個經常使用的提法,如“工農貧民的革命獨裁的政權”、“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權”、“勞農革命政府”等等。這些提法雖然不同,但基本涵義相近。從這樣的政權性質出發,中共明確了兩個重要思想。其一,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其二,參與政權的主要成分是工農,有時也強調要聯合和包括小資產階級。關于蘇維埃政權的架構,分別提出了全國蘇維埃政權、城市蘇維埃政權和鄉村蘇維埃政權的設想,最后目標是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權。受當時“城市中心論”指導思想的影響,黨中央突出地強調要在大城市實行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蘇維埃的組織,首先應當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廣州長沙等”(13)。但鑒于城市武裝暴動的一次次流產失敗,建立鄉村蘇維埃也是黨中央著重強調的任務。中央發出的指示中分別有“區蘇維埃”、“縣蘇維埃”和“全省蘇維埃”的提法,但并沒有形成統一計劃的步驟性設想,這就表明,蘇維埃政權的架構還是急就章式的勾畫,尚未形成上下隸屬的組織和層次關系,城市與鄉村、鄉村與鄉村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關系不明確。關于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程序,城市要求成立革命委員會作為過渡,鄉村要求以農會作為準備機構,在領導暴動時,城市的革命委員會和鄉村的農會承擔組織和領導暴動的職責,暴動勝利后即負責成立蘇維埃的任務。關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方式,“蘇維埃是直接之民眾政權,蘇維埃的組織必須經過群眾大會或代表會議選舉,絕對禁止由黨部指派式之組織。代表中須盡可能的引進非黨同志參加。凡年滿十六歲的男女而非剝削勞動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4)。此外,中央對蘇維埃組織的機構設置也提出過具體的規定。關于蘇維埃的這些基本思想,構成了黨在大革命失敗后實現奪取政權的最初思路,體現了黨最初的執政思想。這些思想雖然帶有照搬俄國模式的重大缺陷,而且在當時黨內教條主義盛行的情況下,蘇維埃實踐成為“左”傾盲動實踐的一個具體表現,但作為一種執政模式的思考,它仍然反映了革命轉折過程中社會變動和階級關系變化的本質,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二、“聯合政府”:執政模式的思路調整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的6年里,中共在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同時,又擔負起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職責。兩條戰線的戰爭隨著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得到改變,隨著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從兩條戰線的戰爭轉向一條戰線的戰爭,即聯合國民黨,結束國內戰爭,共同進行抗日戰爭。這個轉向的一個標志是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中共在對內政策上逐漸進行了調整。與國民黨的關系上,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通過緩解政黨關系,疏通與蔣介石國民黨的聯絡管道,最后實現兩黨捐棄前嫌,聯手國共合作。在階級政策上,首先是在對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認識上,從原先“中間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的判斷轉變為團結爭取的對象,其次是在對地主階級的政策上,從原先土地革命初期沒收土地的激進政策轉變為收租和減租減息的緩和政策。這些新變動對黨關于政權模式的思路產生了影響。

  最早反映黨關于政權模式思路變化的是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報告,他從“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的事實出發,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么,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5)。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的觀點,他在分析這樣的改變時指出:“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半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人民共和國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16)。瓦窯堡會議根據毛澤東報告的精神,在決議中宣布:“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自己的政策,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17)。從毛澤東的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看,雖然形式上涉及的只是政權范圍上的擴大,但其意義則非常重大,它實際上代表著蘇維埃模式將向一個新的模式轉變。

  蘇聯學者將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稱為“中國蘇維埃運動時期”,認為“中國共產黨最終并取消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在1937年4月”(18)。這從蘇維埃名稱的使用上說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從政權模式的認識變化看,放棄蘇維埃制度的思想早在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已露端倪。1936年起,關于政權模式的方案在內容上已經脫開蘇維埃的政權模式。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提出:“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并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19)。這是中共中央最早向南京國民黨政府發出“可以取消蘇維埃制度”的信號。9月1日,中央發布“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重申了這個觀點,并指出:“中國共產黨并宣布他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出的全國的國會,擁護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9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認為“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強調這樣的民主共和國“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20)。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思路上的變化更明確了。193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個指示中規定:“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指出:這“是我們對國民黨一個大的原則上的讓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便利于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的反對日本的侵略”(21)。這里,不僅明確地表示了可以放棄蘇維埃制度的態度,而且還提出將蘇區政權納入中華民國政權系統的觀點。這個觀點在后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踐中得到體現。7月15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提出:“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會議通過決議備案承認陜甘寧邊區政府。這是蘇維埃制度終結的標志。此后,黨在政權問題上的思路就是“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主張“共產黨在沒有公開參政以前,參加全國國民大會之類的商討民主憲法與救國方針的代議機關”,“共產黨應力爭自己的黨員當選,到大會中去,利用國民大會的講臺,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用以達到動員人民與組織人民在共產黨周圍,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之建立”(22)。

  毛澤東曾對放棄蘇維埃制度作過許多的解釋,他認為這是中國革命和黨的戰略轉變。所謂戰略轉變就是在政權問題上確定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家。它的基本構想就是聯合政府的政權架構。這個思想中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是一貫堅持的,一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仍然鮮明地表述了這個思想。毛澤東指出:第一步是“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步是“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的國家”(23)。這兩步的區別主要是程序上的問題,前者是做準備,具有臨時性質,后者是實現目標,為民選的合法政府,形式上都體現多個政黨和政治派別的聯合組建。

作者簡介

姓名:齊衛平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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