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黨史黨建 >> 政治建設
歷史性偉大轉變中的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
2019年10月11日 15:45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 作者:遲愛萍 字號
關鍵詞: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黨的政治建設/歷史性偉大轉變

內容摘要: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凝心聚力推進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政治建設:從端正黨的思想路線著手,努力恢復毛澤東倡導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為抓手,著力從制度和組織建設方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科學總結新中國建設的歷史經驗,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完成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這一系列黨的政治建設成就,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重損害的黨的威信,奠定了黨成為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拓改革開放新局面堅強領導核心的政治基礎。

關鍵詞: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黨的政治建設/歷史性偉大轉變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凝心聚力推進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政治建設:從端正黨的思想路線著手,努力恢復毛澤東倡導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為抓手,著力從制度和組織建設方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科學總結新中國建設的歷史經驗,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完成了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這一系列黨的政治建設成就,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重損害的黨的威信,奠定了黨成為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拓改革開放新局面堅強領導核心的政治基礎。

  關 鍵 詞: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黨的政治建設/歷史性偉大轉變

  作者簡介:遲愛萍(1957- ),女,山東文登人,博士,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黨的文獻。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理論,建設了堅強、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踐踏黨規黨法,使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紀律與規矩遭到嚴重破壞。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中國經歷了歷史性偉大轉變。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凝心聚力推進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政治建設,帶領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踏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的騰飛奠定新的起點,并為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留下寶貴經驗。

  一、從端正黨的思想路線著手,努力恢復毛澤東倡導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粉碎“四人幫”當晚,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即鮮明提出恢復黨的政治建設目標。他說:每次政治局會議“四人幫”弄得黨內生活總是不正常,粉碎“四人幫”“隨之而來的,將會產生一個新的作風,新的局面,真正達到像毛主席所說的‘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的政治局面’。”今后在黨中央領導下,要全黨一致,全國一致;政治上有紀律,作風上要民主;各級黨委及領導人要以身作則,堅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要搞團結,反對分裂;要搞光明正大,反對陰謀詭計”三項基本原則。[1]P445、446、447-448

  歷史的發展并不像人們預想的那么順利。由于當時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繼續堅持“左”的錯誤,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現徘徊局面。客觀現實需要一個強而有力、遠見卓識、能夠引領時代發展方向的中央領導核心。在葉劍英、李先念、陳云、王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恢復鄧小平領導職務的決議。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方針,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當選中央副主席,為恢復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備了重要的領導條件。從此,全黨事實上已經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啟了歷史性轉變中黨的政治建設進程。

  鄧小平把端正黨的思想路線放在首位。在恢復領導職務前夕,針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他致信黨中央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2]P157。據此,1977年8月,胡耀邦對中央黨校教學計劃進行調整,強調要用馬列主義最核心的東西武裝縣以上領導干部,在思想上清除“四人幫”流毒“是一個嚴重的任務”[3]P74。10月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講話中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要融會貫通,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有的放矢。林彪、“四人幫”割裂和對立馬克思主義同毛澤東思想,“經常不顧任何歷史條件,不顧原著的精神實質,挑出片言只語,騙人,嚇人。他們是馬克思主義最兇惡最無恥的敵人”[1]P463。

  陳云以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為契機,9月28日在《人民日報》刊文:《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強調實事求是,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4]P441。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也紛紛撰文,倡導實事求是,抵制“兩個凡是”錯誤方針。

  在鄧小平領導下,席卷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號角。在努力恢復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進程中,鄧小平為恢復生動活潑的黨內政治生活注入思想活力。1978年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聚焦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嚴肅批評黨內存在的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照抄照轉照搬,開會講空話,不解決任何問題的現象;強調領導干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和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實際情況結合,總結過去經驗,分析新的歷史條件,提出解決新問題的任務和方針,這才是在實際行動中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表現,不能當“收發室”,簡單照抄照轉。鄧小平的講話觸及黨內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影響廣泛,促使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努力扭轉黨內不良作風的政治空氣。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鮮明提出:“為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到實處,關鍵要切切實實地改變我們的作風”[5]P387。

  在黨內思想僵化逐步破除,政治風氣逐步好轉的情勢下,黨內外都十分關注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有了轉機。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在全國范圍內開始進行有領導、有步驟的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的工作。胡耀邦提出,凡是經過實際情況調查核實、分析研究的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在中央支持下,中組部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使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取得很大進展,但一些涉及中央領導人功過是非的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仍沒有解決。這些問題不解決,干部和群眾對黨內能否安定團結就有顧慮。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明確了歷史性偉大轉變中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思路和重點:(1)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6]P143(2)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當前特別需要強調民主,要重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3)處理遺留問題的目的是向前看,原則是有錯必糾;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重要的是安定團結,特別是加強黨的領導核心的團結。(4)要科學評價毛澤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不是馬克思主義。(5)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偉大的革命,全黨同志要善于學習。

  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也意味著“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幫”破壞的黨內政治生活有了“偉大的進步,對于黨和人民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6]P141。全會事實形成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恢復成立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黨的政治建設有了堅實的組織保障。

  二、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為抓手,著力從制度和組織建設方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貫徹落實全會精神,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頭等大事。在歷史轉變時期,矛盾眾多、問題交錯,黨內思想參差不齊。習仲勛在領導廣東工作中發現有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領導干部,對三中全會精神理解差,甚至有抵觸,認為中央方針右了,路線偏了,思想解放過了頭,并認為社會上出現的右傾思潮來自中央。[5]P549-550萬里在領導安徽工作中發現,干部思想僵化、不解放,不敢實事求是,是妨礙貫徹三中全會精神最突出的問題。[7]P111黨內還有少數人利用撥亂反正之機,夸大黨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思想的混亂、精神的懈怠,對全黨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產生嚴重消極影響。

  鄧小平尖銳指出:“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貫徹執行”“解決組織路線問題已經提到我們議事日程上來了”“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6]P191、193鄧小平引導全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旗幟鮮明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解放思想,要適合國情,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6]P179、163葉劍英強調:“當前對各級領導干部要特別強調三條:一是堅決擁護黨的政治和思想路線;二是大公無私,嚴守法紀,堅持黨性,根絕派性;三是要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心,有勝任工作的業務能力。”[1]P546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增補王鶴壽等12位同志為中央委員,增選彭真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陳云提出恢復中央書記處的建議。政治方向的確定、對干部要求的明確、中央領導層力量的充實,為防范歷史轉變中的政治風險,促進全黨政治思想的統一,保持住理論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定力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紀委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為抓手,維護黨的政治本色,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陳云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會上指出:“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4]P240隨后他主持擬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印發全黨討論。

  中央紀委還協助有關方面共同擬訂《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11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大會上,以“高級干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為主題作報告,明確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高級干部整起。《規定》“一經中央和國務院下達,就要當作法律一樣,堅決執行”“密切聯系群眾,這是最根本的一條”[6]P219、230。1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規定》和鄧小平的講話,在端正黨風、夯實政治根基方面,邁出堅實的一步。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解決黨的組織路線是全會中心議題。鄧小平說:從黨的十一大以來,特別是經過三中、四中全會,逐步確定現階段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考慮,不進一步解決黨的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這次會議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6]P275

  全會討論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準則》12條涉及黨內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嚴明了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是對黨章的具體補充,為規范黨員政治行為、純潔政治品質,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提供基本依據。

  全會決定恢復黨的八大設立的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選舉萬里等11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葉劍英、陳云在全會講話中高度評價重建中央書記處的作用和意義。葉劍英說:書記處處于第一線,中央常委、政治局處于第二線,這樣做除有利于解決接班人問題外,可以使政治局及常委的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國際國內大事,更好地解決國內外重大問題,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動和有預見性;可以使中央領導有更多時間和機會下去同地方接觸,調查研究,探索規律,為四化服務。

  全會審議了中央紀委經過周密調查研究、反復核實材料后,向中央提交的關于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一致通過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罪名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并公諸全黨、全國,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這是歷史轉變中轟動國內外的一件大事!為劉少奇平反,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嚴肅認真、光明磊落、堅定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是黨內政治生活、也是組織工作中的重要課題。陳云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針對中央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職請求,免除其領導職務一事指出:要全面考察一個干部,看到這個同志犯錯誤,也要看到他在黨內做過好事;還必須看到這些同志當時犯錯誤的黨內情況。就犯錯誤的同志來說,應該多想想,我是否可以不犯這樣的錯誤。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要扭住不放,“黨接受了他們的辭職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們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顧他們的需要”。[4]P271-272陳云的發言對創造黨內團結統一、化解消極因素,促進健康政治氛圍起了積極引導作用。

  十一屆五中全會后,按照黨中央結合貫徹《準則》,“在全黨進行一次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和組織性紀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8]P407的要求;中央紀委在陳云領導下,從1980年4月至11月間,先后召開三次座談會推動《準則》的貫徹執行。在第三次座談會期間,陳云作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的重要指示,且成為黨的作風建設長期的指導方針。胡耀邦提出,貫徹《準則》要抓政治紀律存在的六個問題,即對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采取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態度;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謀取私利,拉幫結派,安插私人;喪失原則或者說不顧黨的原則搞“關系學”“關系戶”,請客送禮、索禮受賄,損害黨和國家的聲譽,揮霍國家和集體的財產;有錯誤不承認,反而憑借權力、權勢,誣陷和打擊報復好人;有意弄虛作假,專愛抬轎子吹喇叭,欺上瞞下,騙取榮譽,投機鉆營;工作極端不負責任,使國家和人民遭受嚴重損失。[3]P255-256通過抓這六個問題,正風肅紀,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扶植正氣,增強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鄧小平結合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中存在的問題,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進一步明確:嚴格執行《準則》,“堅持不懈地糾正各種不正之風,特別要堅決反對對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采取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錯誤態度”。[6]P358-359

  中央以貫徹《準則》為利器,嚴明黨紀,抓住要害,嚴格管理,不僅端正了黨風,且保證了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完成。十幾年過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回顧1980年《準則》時說:這部《準則》“對于當時恢復和健全黨內民主、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肅黨的紀律、促進黨的團結,實現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撥亂反正,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9]P406

  三、完成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全面開拓黨的政治建設新局面

  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黨適應新時期的領導能力明顯增強,黨內政治生活顯著改善;但還有一件關系黨和國家命運,關系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重大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如何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6]P172、299這個問題處理不好,黨內就會思想混亂,甚至分裂,迷失方向。

  1979年9月,黨中央將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事項提上日程,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鄧小平及胡耀邦主持。鄧小平明確決議起草中心意思三條,其中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條。對建國30年歷史上的大事,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評價。對過去的事情要做基本總結,宜粗不宜細,目的是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在認識方法上鄧小平強調四點:一是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要把毛主席作為黨和國家締造者來紀念,不能“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6]P347二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丟。丟掉這個旗幟,就否定了黨光輝的歷史。“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6]P345三是對毛澤東的錯誤要毫不含糊地批評,但要實事求是,不能把所有問題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不同。他的錯誤在于違反了自己原來正確的東西;晚年接觸實際少,沒有制定和形成好的制度,造成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6]P345四是毛澤東不是孤立的個人,是黨的領袖。對他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抹黑,也給黨和國家抹黑,違背歷史事實。要“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6]P07

  為解決好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陳云建議《決議》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歷史段落:有了黨整個歷史,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據,更能說服人。鄧小平指示起草組吸收陳云的建議。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及錯誤理論;科學總結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實事求是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第一次概括黨的十二大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基本內容,為黨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邏輯起點;標志著黨勝利地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10]P2321

  十一屆六中全會實現了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平穩交接。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增選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事實上在中央領導集體中處于核心地位。中央領導層的這種格局是歷史轉變時期的復雜性及黨的歷史造成的。這次全會“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歷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是總結經驗、團結前進的會議”[8]P793,為開拓社會主義事業新的發展道路,提供堅實的政治基礎。

  在科學總結新中國歷史經驗的進程中,黨中央日益深度關注黨和國家的制度建設。鄧小平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被破壞,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為避免再度發生類似事情,必須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出重要指導意見,尖銳指出: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特權現象,這些弊端的存在與現行的中央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和干部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關。“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6]P333、336。要努力從制度建設和改革方面,造成弊端無法存在的機制。

  針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情況,鄧小平作出六項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具體部署,[6]P339-341其中包括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作為一項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制度性安排,在平穩實現領導干部職務從“終身制”到“退休制”過渡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姓名:遲愛萍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12选5任七万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