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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合作理論與中國周邊合作
2020年07月10日 09:37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 作者:王俊生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通過分析既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國際合作觀,并從利益、信任、溝通、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雙層博弈”等要素入手,試圖構建起整體性合作理論框架。以此為基礎,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的有利因素是經貿相互依賴與文化領域相近相通,但在政治與安全領域分歧明顯。在信任建設上主要依賴經濟合作機制與文化交流,遠沒觸及政治與安全領域,仍處于較低層次。政府間溝通正大力推進,但民間溝通存在巨大不對稱性。經濟合作并沒有促進相關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上升,應客觀評估經濟合作限度。隨著中國崛起進入關鍵階段,美國會加大阻礙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為推進與周邊國家合作,中國要把市場的規模優勢研究好、規劃好、利用好。要利用好文明和文化相似與相通的有利條件;加大政治與安全領域對話,并逐步將其機制化;扭轉與周邊國家溝通上的不平衡問題;通過政府引導等幫助周邊國家加大對中國的客觀認知。并通過“中美鄰”三邊框架推動中國、周邊國家、以及美國的利益對接。

    關鍵詞:周邊外交;整體性合作理論;周邊合作;評估

    作者簡介: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研究室主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度重視周邊外交,大力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關系。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其起點與落腳點也主要在中國周邊。“習近平總書記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亞洲騰飛的兩只翅膀,強調 ‘一帶一路’倡議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邊國家,首要受益對象也是周邊國家”。可以說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關系攸關“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合作的實現前景,攸關中國周邊外交的成敗,也攸關中華民族復興的前途。本文旨在通過討論“整體性合作理論”分析框架,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進行考察與評估。

  一、研究議題與分析視角

  與“沖突”一樣,“合作”是國際關系的另一最基本議題,也“一直是國內外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重點”。有學者特別指出,在和平時期“國際合作”是“國際威望”的主要來源,而“國家間競爭焦點其實是‘國際威望’”,因此和平時期一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主要靠國際合作。但相比于“沖突研究”,有關“國際合作”的研究十分匱乏,主要原因在于實踐上合作的難度制約了理論上的探討。“什么事情是國際社會上國家間最想,但卻是最難的事情呢?那就是國家間的合作”。基歐漢(Robert Keohane)也感嘆:“合作是很難表述的,其各種各樣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織在一起,這使合作成為一個艱難的研究主題。沒有一個明智的人會把合作選定為自己研究領域中的研究主題”。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 而且可能永遠如此”,指的也是國際合作的困難。

  在中國和平崛起背景下針對周邊合作的研究更為重要與緊迫。隨著中國進入和平崛起階段,周邊外交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筆者曾結合近代歷史上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實現崛起時在對外戰略上的經驗教訓,認為崛起國在實現崛起時應堅持“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雙重心,并且一定要在牢固確立地區大國前提下再放手走向世界,且在走向世界的任何時候都應牢固確立地區大國地位。就此可見,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度重視周邊外交也是使命使然。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系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分析當前周邊合作是做好中國周邊外交工作的前提。

  二、已有理論均難以解釋國際合作的產生

  國際關系理論中并沒有專門的國際合作理論,相關研究主要體現在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理論上,其有關國際合作的理論可簡化為霸權合作論、制度合作論和合作文化論。

  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設是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國際合作難以建立,唯一可能性是在霸權下的合作,且這個霸權國“愿意提供國際公共物品”。其理論邏輯是:國內合作之所以能實現是由于存在具有權威的中央政府,且中央政府愿意提供公共產品,因而如果在國際社會中能存在一個起到絕對主導作用的國家也即霸權國,且該國愿意提供公共產品,國際合作就能建立起來。這種合作理論因而被稱為“霸權合作論”。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和“美國治下的和平”都是這種合作理論的表述。吉爾平(Robert Gilpin)對此指出:“由于沒有一個真正的‘世界政府’,則應由一個霸權國家來做‘世界警察’,維護自由經濟制度”。這種合作理論和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假設一脈相承,強調“權力是國際政治的核心”,主張國家間合作前景源于權力結構。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其著作《西方戰略》中指出,“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份量越小,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壓力就越大”。這就回到現實主義核心假設上:所有國家外交的出發點均是為了爭奪權力,權力越大越能維護國家利益。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更多是對現實主義的補充,這在其研究起點上可以看出來——“在霸權衰落以后或不存在絕對霸權國的國際體系中,國際合作還會產生或繼續嗎”?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新現實主義沒能回答這個問題。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此回答是肯定的,認為正是由于國際制度的存在,霸權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相同點是均認為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不同點在于:(1)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際合作充滿樂觀,“國際關系實質是合作,是國際社會為建立秩序而進行的努力”;(2)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合作源于國際制度,“國際制度是產生、維持國際合作的主要因素”。

  霸權合作論和制度合作論都可歸屬于理性主義,從“國際無政府狀態推導出國家自助體系和國家工具理性,以效用最大化和戰略博弈來解釋國際合作”。建構主義則從根本上否定了理性主義前提假設,認為無政府性是國家在互動中建構起來的文化,可能是霍布斯文化,也可能是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因此,它并不必然派生出權力政治,也并不必然派生出國際合作,這要看是什么樣的無政府文化。建構主義代表人物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之所以出現合作是因為當今國際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減弱了體系的自助特征,因此也減弱了被利用的代價。即使國家間的合作被利用, 國家的生存也不會因之出現危險”。建構主義強調“認同”重要性。認為國際合作“不僅僅是個體利益得到了實現,也因為他們有著對合作規范的忠實和認同感”。建構主義還強調“塑造”的重要性,認為洛克文化被充分內化后,反復合作就會促進行為體進行合作的思維習慣,“自我暫時的新的身份就會得到加強,導致進一步合作。假以時日,就會出現雙方內化集體身份的現象”。建構主義這種合作論因而被稱為“合作文化論”。“建構主義理論中沒有一個因素永恒不變,一切都處于建構和被建構的過程中”。

   上述理論均試圖剖析合作產生的動因從而推進國際合作,但回到現實,發現均缺乏解釋力。對現實主義而言,一個大國擁有較大力量優勢,確實存在一定條件下“逼迫”另一個國家進行合作的可能性。但從國際關系現實看,權力或者“霸權”未必就能帶來國際合作。以美國與伊朗和朝鮮的關系為例,美國強大的實力并沒能成功“逼迫”兩國與其合作。2018 年以來美朝對話更多是朝鮮戰略重心轉移、第三方斡旋、特朗普總統的個性等各種因素的結合。有時大國本身甚至就是國際合作的破壞者,這從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相關國際合作能很好地看出來。2017 年以來,美國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

  制度主義者同樣難以解釋合作的生成機理。一方面,約束性不強始終是國際機制重要特點,即使對于像歐盟這樣的“類國家”或“超國家”組織,面對英國“脫歐”也束手無策,更遑論能靠其約束“合作”。像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機制更有成為“清談館”趨勢;另一方面,雙邊簽訂的一些合作機制的穩定性屢屢被某些國家的“選舉制度”嚴重破壞。比如,中美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已建立起 90 多個制度框架,但進入特朗普政府后這些框架聊勝于無。歸根結底,制度僅是合作工具和平臺,它可以促進合作,但難以直接帶來合作。米爾斯海默在這方面的評價較為公允,“制度僅僅反映了國家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它沒有獨立的品質,只是對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的反映”。

  建構主義者認為“交往密切”就會塑造“認同”進而促進“合作”也缺乏解釋力。仍以中美關系為例,目前中美間交往的密切程度遠高于冷戰時期,但兩國合作非但沒有增進,反而各種“脫鉤論”盛行。這就好比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交往密切并非就一定能導致合作一樣,國家間交往密切盡管有利于合作產生,但是也并非一定能帶來合作。

  三、整體性合作理論框架的提出

  綜上可見,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自由主義強調“制度”、建構主義強調“認同”與“塑造”,都沒能充分解釋國際合作。其原因在于,“國際關系理論的高度簡約性決定了一種理論往往只強調國際關系某一方面,而實際的國際關系則是復雜的。每一種范式對安全合作問題的思考都存在著成就和缺失”。現實中推動國際合作實現的不僅僅是某個因素,而是一系列因素,這表明構建起整體性合作理論的重要性。所謂“整體性”就是“把研究對象看作由各個構成要素形成的有機整體,從整體與部分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中揭示對象的特征和運動規律,研究對象整體性質”。這里的“整體”絕非部分的簡單相加,而是內部各種因素相互作用與有機統一,它要大于各部分之和。

  探究國際合作的構成要素可從相關定義中找到啟示。基歐漢將國際合作定義為“作為政策協調過程的結果,當一國政府遵從的政策被另外國家的政府視為能夠促進他們自己目標的相互認識時,政府間合作就會發生”。俞正梁教授認為國際合作“是指國際關系行為主體全面或局部的協調、聯合等協力行為,是一種相互適應,它是基于各行為主體在一定領域和范圍內利益或目標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這里的“合作需要有目標”“合作需要有共識或默契”“合作需要協調與溝通”等均屬于國際合作所需的基本要素。

  第一,合作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國際合作和國家間戰爭等的目的是類似的,均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而已。按照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追求國家利益、實現國家利益是所有國家外交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外交的目的”,這當然也是國家間建立合作關系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很難想象哪個國家進行國際合作不是為了國家利益。國家也是理性人,國家有不同的部門,包括大量的情報部門搜集信息等,在推動國際合作時,目的都是為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認為合作所帶來的未來收益會遠遠大于今天背叛或不合作行為所帶來的收益,他自然會選擇合作”。為了便于下文的分析,此處將國家利益分為“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四個方面。

  第二,合作的前提是具備基本的信任關系,國家間合作很難想象是在沒有基本信任關系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盡管許多學者曾論證過國家間信任關系難以建立甚至并不存在,但國家間合作作為兼具人文與社會科學特點的國際關系學科的研究對象,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邏輯非常類似,信任是前提條件。只是不同于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系更多偏向于情感,國家間信任關系是由其他因素替代而已。美國學者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金迪斯(Herbert Gintis)從人類有別于其他物種的心理學和生理學上探討了合作的起源問題,認為“社會親情和強烈的互惠心愿相輔相成,這些要素作用于群體內選擇和群體間選擇,產生有利于人類發展的合作行為”。國際關系學界普遍認為,“信任對促進合作非常重要”。“信任關系更容易促使國家采取國際合作方式解決問題”。由此可見,各國是在利益驅動下,以信任為前提尋求合作的平衡點。比如 2018 年以來美國和朝鮮在各自利益驅動下都有通過對話解決朝鮮半島相關問題的誠意,但由于雙方基本的信任關系仍然沒有建立起來,盡管兩國最高領導人舉行了三次會晤,但實質性問題解決舉步維艱,兩國工作組的磋商甚至遲遲未能建立,其原因正在于此。

  由于國家間信任關系難以建立,作為替代品,機制等合作框架應運而生。合作的前提是“雙方的政策均被認為阻礙對方目標的實現,為了實現己方目標,己方必須通過政策調整, 但同時這種政策調整也幫助對方實現了目標”。這表明合作要求雙方必須均調整各自政策,否則己方合作有可能遭到對方背叛,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在缺乏協議強制執行的預期下,行為體由于擔心對方背叛,出于安全考慮不會選擇合作行為”。因此,國際機制就非常重要,它從根本上是為了促進國家間信任而產生的。所謂機制是“被相關國家已經接受的一系列共同的期望、規則、規定、計劃、組織能力和財政義務等”。其作用在于:(1)作為“粘合劑”,構成合作的必要條件。因為它會“減少不確定性并使期望保持穩定”。“欺騙者會面臨聲譽代價,因為受到欺騙的國家會把欺騙者的行為告訴其他國家”;(2)作為“催化劑”,它會通過信息傳遞的便捷性等減少國家間合作的成本。

  第三方介入也能促進甚至替代信任關系建立。這里第三方因素需要兼具利益與影響力兩個條件。國際關系中,介入的第三方如果沒有利益涉及,就很難讓當事國信服其會真心實意并始終如一擔當調停者,擔心其背信棄義。同時,第三方如果沒有相應的影響力,也難以讓當事國信服其具備替代信任的能力。說到底,第三方介入之所以能促進甚至替代當事國之間信任的建立,原因就在于其承擔了失信的“擔保者”角色。2018 年以來,朝鮮和美國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信任關系,一方面在于雙方關系缺乏雙邊或者多邊機制約束,另一方面在于迄今為止擔當斡旋者角色的韓國對朝鮮和美國都缺乏實質性影響力。

  第三,合作的進程要素是溝通。“無政府社會中國家間持續性對話溝通將有助于化解矛盾,增進合作”。一方面,好比生活中陌生人一見面就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信任關系的建立必須通過溝通;另一方面,合作所需要的確保對彼此信息的了解與把握,也要求國家間加強溝通。“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互動以策略行動開始,以溝通行動結束,或者說策略行動難以避免地轉變為溝通行動”。“溝通理性就是行為體通過對話尋求言語行為的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當性的理性”。國家間溝通方式林林總總,但總體上分為政府間對話和民間交流互動兩類。政府間溝通最常見和最正式的是外交部長間談判,但實際上除此之外,上至首腦會晤下至工作組日常磋商均屬于政府間溝通。而且除外交部門外,還有經濟、國防、文化等領域的政府間溝通,只是外交部長對話在形式上最能代表國家間政府溝通而已。民間交流的范疇也越來越廣,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留學生與出國旅游。

  第四,國際合作并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而是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雙層博弈”中實現的,因而要處理好國內政治與“第三國因素”,這其實也是溝通的主要目的。實際上,國內政治對促進國際合作有著重要影響。國內政治可分為官僚政治與社會因素,后者又可分為智庫、輿論、利益集團等。“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上述內部因素對外交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當然也包括國際合作。

  比如 1976 年后,中國開啟“鄧小平時代”,緊接著“1978 年中國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這無疑是一場大變革。對外開放具有雙重含義:一是解決‘當務之急’,即為經濟發展進行融資、創建平臺和為商品尋求外部市場。二是轉變發展理念,不再堅守自力更生的封閉型思維方式,而是通過對外開放加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和世界市場體系,利用內外兩個資源、兩個市場加快發展”。其直接結果就是推進了國際合作。改革開放前中國之所以在與國際關系上常強調“斗爭”或“反對”而非合作,與當時我國對世界許多問題的認識有直接關系。改革開放后,中國摒棄了傳統意識形態對外交事務的束縛與影響,也打開了國際合作的新局面。實際上,2018年以來,朝鮮與美國、韓國、中國等對話合作關系的建立和加強也與朝鮮在國內將戰略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直接相關。

  同時,國家間合作還受到“第三國因素”影響。由于全球化與地區化帶來各國間相互依賴,國家間合作幾乎都會一定程度上涉及第三國利益。第三國因素之所以能影響合作的建立,往往在于其利益與影響力。影響有積極和消極之分,比如對于 2018 年以來朝美對話與關系緩和,作為第三國因素的中國與韓國對此積極推動,扮演了“積極”角色。為了避免“消極”因素發生,國家間合作時要注意不能破壞第三國的利益,這再次印證了“好的外交政策要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同時應符合相關國利益”的道理;或者第三國因素介入時不至于具備破壞合作的能力,這需要合作方影響力要超過第三方因素。

  綜上,國際合作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礎上,通過外交談判等方式積極溝通,在復雜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雙層博弈”中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就此可見,現實主義“霸權合作”強調的是在國際社會信任缺失背景下用“霸權”替代信任,新自由主義“制度合作”強調的是用“制度”替代信任,兩者要解決的其實都是如何填補國際合作中的信任缺失問題。而建構主義“交往合作”強調的更多是國際合作進程要素的溝通重要性。三者都是僅僅強調了國際合作的某一要素,沒有把握住國際合作的復雜性與完整性。

  根據整體性合作理論框架就可以對一般的國際合作進行評估。比如,對國家利益的契合度(也即合作的誠意問題)、信任的建立情況(機制與第三國斡旋)、溝通情況(政府間溝通與民間溝通)、國內政治(官僚政治與社會因素的支持情況)與第三國因素(積極或者消極)等要素進行合理賦值,就可以較為準確的分析朝美對話合作的前景。由此可見,整體性國際合作理論要比泛泛的討論國際合作更具有學術與政策價值。

  據此可將國際合作分為以下類型。第一,利益結構對立的合作與利益結構一致的合作,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建立起合作關系。“參與者的利益越是沖突,他們就越有可能背離對方,合作也就越難以形成或維持。相反,利益越是一致,合作就越是成功”。在與第三國關系上,根據利益結構不同,可區分為符合其他利益攸關國利益的合作,以及與其他利益攸關國利益相悖的合作,顯然前者更容易建立起來,后者需要處理的復雜因素更多,建立難度更大。第二,有合作機制的合作與缺乏合作機制的合作,前者不僅比后者更容易實現,而且合作的質量與穩定性都更高。第三,經過充分溝通的合作,以及隨機性的合作與強制性的合作。盡管隨機性合作也可能是不約而同的合作,但顯然經過充分溝通的合作更為穩定,隨機性的合作更容易破裂;而相比于在威懾下的強制性合作,溝通帶來的合作則更具公平性和持久性。得到國內支持的合作,以及國內反對的合作,前者更容易建立且更穩定;有效處理好第三國因素的合作也比沒有有效處理好第三國因素的合作更為穩定。

  四、中國周邊合作分析

  以整體性合作理論為框架,中國周邊合作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在利益關系上,中國在經貿方面是周邊國家中除阿富汗、不丹、尼泊爾、老撾、文萊外所有其他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就第三國因素而言,最大因素當屬美國因素。以2017年為例,該年度美國前30大進出口伙伴中有10個在中國周邊,進出口總額為1.21萬億美元,占到美國前30大進出口伙伴總額的35.5%。而2017年這幾個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為2.06萬億美元,占中國當年貿易總額的50.2%。中國、周邊國家(地區)、美國三者間形成了比較緊密的利益互相依賴關系。實際上,由于亞洲多數國家的快速發展,如果考察中國、周邊國家以及歐洲等其他第三方因素的關系,也會得出類似結論。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購買力會進一步增強,中國國內市場仍將呈現繼續擴大趨勢。預計未來五年中國的進口額將超過美國,世界終端消費市場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轉移。2018年11月,中國舉辦了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習近平主席在會上宣布,“預計未來15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這一龐大的采購計劃充分證明了中國市場的規模。中國、周邊國家以及其它第三方已形成了較為緊密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和經濟利益共同體,為中國加強周邊合作帶來了機遇。

  在文化方面,中國與諸多周邊國家在歷史上形成了比較類似甚至共通的文化,彼此交流緊密。近年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活動非常頻繁,幾乎涵蓋了所有周邊國家,而且逐步在實現機制化。但在政治利益方面,如果以政治制度進行對比,中國周邊國家尚有越南、老撾、朝鮮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說明制度競爭仍然存在;在安全領域,一方面由于經貿與安全的緊密關系,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顯然會增大中國在周邊安全問題上的影響力。但與此同時,經濟影響力的擴大也可能增加相關國家對中國使用經濟手段服務于安全目標的擔心,影響相關國家對中國在安全領域的角色認同,這在“薩德”問題導致的中韓糾紛中可以看出。但不管怎樣,隨著中國軍事實力增長與經濟影響力上升,周邊國家普遍意識到中國在安全上越來越重要,希望加大與中國在安全方面的交流;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與某些周邊國家還存在領土爭議,部分國家甚至擔心中國崛起后的走向。因此“很多亞洲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亞太盟國仍然傾向于接受美國的安全保障以平衡中國的影響”。

  第二,在合作機制方面,如表 1 所示,中國與周邊國家已建立起大量合作機制,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機制幾乎都是冷戰結束后建立的,反映出新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希望增進互信與加強合作的共同期盼。此外,可被視為新型合作機制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中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周邊外交的背景下推出的,“一帶一路”相關的合作機制也能服務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

  表1可見,除中日韓合作與湄公河委員會外,上述其他合作機制成員國都在5個以上,都有大國小國等不同類型的國家參與,而且均由共同利益自發走到一起,這也帶動了國家間合作的“第三方介入”。上述機制無疑增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的信任基礎。但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合作機制除了上海合作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外,基本都傾向于經濟合作。東盟地區論壇雖然主要討論安全問題,但由于過于松散,約束力不強,對國家間信任關系建立的作用十分有限。這里只有上海合作組織經常開展包括反恐軍事演習在內的安全合作,對于促進彼此互信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第三,在與周邊國家溝通上,十八大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官方溝通上比較頻繁,這主要源于中國政府前所未有重視周邊外交。“一帶一路”倡議也帶動了官方層面的溝通。與此同時,民間溝通的不對稱性較為突出,這造成周邊國家對中國認識的片面性。以旅游為例,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億人次,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國地位。中國已成為泰國等10個國家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其中除南非和馬爾代夫外,均屬中國周邊國家。最受中國游客歡迎的前十大目的地國家除美國和馬爾代夫外也全部屬于周邊國家。但是,2017年中國入境外國游客人數僅4294萬人次,僅為中國出境游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巨大的反差,使得某些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印象就是“財大氣粗”甚至“咄咄逼人”。如果更多的周邊國家游客能到中國各地特別是西部走走看看,會有利于對中國形成客觀的評價。

  第四,國內支持情況可用政府是否由選舉產生和中國在這些國家的民意等指標顯示。當前,絕大多數中國周邊國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輿論自由和不同程度的民主選舉。以2017年周邊國家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為例,俄羅斯為70%、澳大利亞為64%、印度尼西亞為55%、菲律賓為55%、新西蘭為49%、韓國為34%、印度為26%、日本為13%、越南為10%,呈現出較為復雜的圖景。其中韓國、印度、日本、越南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均為中國,這表明緊密經貿關系難以直接轉化為友好關系或其他領域的合作關系。

  在第三國因素上更為復雜,僅以美國為例,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對外軍事出口額前5名的國家中,中國周邊占到3個,在前45名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周邊占到14個,占到中國周邊國家的三分之二,出口總額占美國2017—2018年出口總額的31% 7 。同時,在中國20個周邊國家中,6個有美國駐軍,其中在日本和韓國的駐軍總數占到美國國外駐軍總數的48%,在澳大利亞的駐軍也近3000人 [46] 。美國與周邊國家的“強軍事化”盡管是其傳統的同盟關系延續性使然,但也反映了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意圖。

  美國未來不僅在軍事層面不會離開中國周邊,反而有可能進一步提升存在。2019年8月3日,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 Esper)表示,“有意在亞洲部署新型陸基常規中程導彈”。同期而言,即使在中美兩國相互依賴較深的經貿領域,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也加大了對中國的壓力,并公開施壓中國周邊相關國家以便共同向中國“發難”。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已將中國由“潛在的對手”重新界定為“現實的對手” ,加大從中國周邊對中國的圍堵。根源在于,“當美國看到一個地區中有一個大國蓬勃發展,它本能的反應是將這一大國看作是自己的對手,因此美國會不遺余力地同中國周邊的小國加強合作,來禁錮和壓制中國的發展和影響力” 。

  結語

  盡管合作是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但國際合作的理論研究在國際關系中并沒有得到應有重視。有鑒于此,本文提出了整體性合作理論框架,以此分析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并得出比較復雜的圖景。這表明中國當前所處的周邊處境是優勢與短板并存,呈現出發展不同步的情況。為彌補短板:第一,中國應充分利用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的優勢,這仍是當前與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的現實基礎與最大有利條件;第二,要加大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并逐步將其機制化;第三,要扭轉與周邊國家溝通上的不平衡性,為此應促進外國游客入境和鼓勵更多中國學生到亞洲國家留學深造等;第四,針對周邊某些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偏低,加大與周邊國家青年、智庫、媒體的交流合作等。同時,在與周邊國家合作時要遵守當地法律,尊重其風土人情。針對美國因素,也需考慮如何實現中國、周邊國家以及美國的利益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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