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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地帶對美國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2019年10月12日 15:24 來源:文匯網 作者:尼爾·史密斯 字號

內容摘要:在特納看來,開拓邊疆,壓制荒野與野蠻,其目的是在桀驁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開辟出可居住的空間。這不僅是單純的空間擴張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馴化。開發邊疆當然能夠達成這些目的,但對特納來說,它也是定義美國民族性格獨特性的核心體驗。隨著身強力壯的拓荒者每次將邊疆向外推進,不僅新的土地被納入美國版圖,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國理想的血脈中。每一波西進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時,也將人性的沖擊波傳回到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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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如果好萊塢想抓住西部歷史的真實情緒,它的電影將是關于房地產

 

  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1893年發表了《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1958年版)這篇具有典范意義的論文,他提出:

  美國的發展所展現的并不僅僅是一個單線條的前進,而是一個在不斷前進的邊疆地帶向原始狀況的回歸,并在那個區域有新的發展。美國社會的發展就這樣在邊疆持續不斷地開始著……在這一進程中,邊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蠻和文明的會合處……荒野被越來越多持續增長的文明線條所滲入。

  在特納看來,開拓邊疆,壓制荒野與野蠻,其目的是在桀驁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開辟出可居住的空間。這不僅是單純的空間擴張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馴化。開發邊疆當然能夠達成這些目的,但對特納來說,它也是定義美國民族性格獨特性的核心體驗。隨著身強力壯的拓荒者每次將邊疆向外推進,不僅新的土地被納入美國版圖,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國理想的血脈中。每一波西進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時,也將人性的沖擊波傳回到東部。

  到了20世紀后期,有關荒野和邊疆的意象已經不大適用于西部的平原、山脈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經相當可觀),反而更適用于美國東部的城市。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城市郊區化的興起,美國城市開始被視為“城市荒野”;城市過去是——如今大多數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亂、犯罪和腐敗、毒品和危險的溫床。事實上,這些擔憂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就由關注城市的“凋敝”和“沒落”、內城的“社會弊病”、城市社會的“病理現象”的城市理論家們表達過,簡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城市被描繪為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叢林”。比起新聞媒體或社科著述的描繪,這一點在好萊塢的“城市叢林”類型電影中表現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剛》《西區故事》《夢斷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這些電影的主題。正如羅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說,這種“有關沒落的話語”主宰了有關城市的討論。

  反城市主義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核心主題。與當初的荒野經驗類似,過去的30年間,人們對城市的印象也經歷了從恐懼到浪漫主義的轉向,以及從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發展。17世紀的科頓·馬瑟和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對森林充滿恐懼,將其視為難以穿越的邪惡、危險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隨著森林不斷被馴化,及其在日益資本化的人類勞動者手中不斷發生變化,特納較為溫和的邊疆意象逐漸取代了馬瑟的邪惡森林論調。這種樂觀主義和擴張的期待與折射出自信與征服感的“前沿”相關聯。因此,在20世紀的美國城市中,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著絕望地放棄——到20世紀60年代(盡管到處都是暴動)已經開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這種轉變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討論,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隨著獨戶式住宅和公寓街區的改造逐漸形成,“城市更新”繼承者的象征意味而得到強化。在士紳化(gentrifcation)的語言中,對前沿意象的青睞是顯而易見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農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間英雄。在20世紀80年代,房地產雜志甚至談到了“城市偵察員”,他們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檔街區的周邊,探察地塊是否適合投資,同時還要報告當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么樂觀的評論員則控訴新出現的“城市好漢”與內城的毒品文化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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