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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2020年02月19日 14: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作者:劉進寶 字號
關鍵詞: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網絡

內容摘要:

關鍵詞: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網絡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絲綢之路”一詞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中國長安與中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在中國國內正式出現“絲綢之路”的名稱前,曾使用過“綢緞之路”、“絲路”、“販絲之道”、“絲綢路”等簡稱或代稱。1943年2月24日的《申報》首先使用“絲綢之路”一詞。隨后其概念不斷深化,出現“沙漠路”、“綠洲路”、“草原路”等支線,還有以交換物品分類的“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雖然“絲綢”不是整個歷史階段中西貿易的大宗商品,“絲綢之路”也出現了多種稱謂,但還沒有哪一個稱謂或名稱能夠替代“絲綢之路”。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命名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一歷史名稱在當下的現實反映。

  關 鍵 詞:絲綢之路/概念形成/交通網絡/傳播演變

  作者簡介:劉進寶,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杭州 310028)。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敦煌學學術史資料整理與研究”(17ZDA213)階段性成果。 

  “絲綢之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絲綢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國長安或洛陽,通過甘肅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區,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伊朗等地,連接亞洲、歐洲的交通和商業貿易路線。廣義的“絲綢之路”已經成為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即凡是古代中國到相鄰各國的交通路線,不論是陸路還是海路,均稱為“絲綢之路”。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絲綢之路”更加引起學界與社會的關注。各地相繼成立了“絲綢之路”的相關研究機構,創辦了一些學術輯刊,出版、發表了大量學術著作和專題論文,其中也涉及“絲綢之路”概念的生成、演變與發展。①但不可否認,從第一手史料入手,閱讀原始材料,從史源出發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原始史料入手,從學理層面對“絲綢之路”一詞的使用及其名稱的演變、含義作一梳理。

  一、“絲綢之路”的提出及其在西方、日本的早期使用

  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很早就有接觸和往來,這條交往的路線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沒有一個概括性的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國——親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簡稱“《中國》”)②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他將中國長安與中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稱為“絲綢之路”。③1910年,德國學者赫爾曼在《中國與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從文獻角度對絲綢之路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我們應把該名稱(絲綢之路)的涵義進而一直延長到通向遙遠西方的敘利亞。總之,在與東方的大帝國進行貿易期間,敘利亞始終未與它發生過什么直接關系。但是,正如我們首次了解到的夏德研究的結果,盡管敘利亞不是中國生絲的最大市場,但也是較大的市場之一。而敘利亞主要就是依靠通過內陸亞洲及伊朗的這條道路獲得生絲的。④

  1915年,赫爾曼在《中國到羅馬帝國的絲綢之路》⑤一文中進一步提出,絲綢之路應當是中國經西域與希臘—羅馬社會的交通路線。赫爾曼將絲綢之路的終點延伸到敘利亞(羅馬),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這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后不久,中國的絲綢就到達羅馬帝國境內。公元前65年,龐培率羅馬遠征軍攻占了地中海東岸,隨后敘利亞被并入羅馬帝國版圖之內。正是基于上述史實,赫爾曼認為,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國到中亞和印度的范圍,到達羅馬。⑥

  學術界一般認為,在公元前3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可能已經傳到大夏(即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當張騫出使西域返回長安后(前126),絲綢不斷運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內)之時,羅馬人也可能有機會接觸到絲綢。

  隨著羅馬帝國版圖向地中海東岸的擴張,羅馬上層貴族對東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國絲綢的興趣越來越大,需求也日漸增多,商人中也開始有人嘗試探索通往中國尋找絲綢的道路。大約在公元100年,以經商為業的馬其頓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派人到東方經商。他們沿絲綢之路抵達巴克特利亞和某個稱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了一些有關賽里斯國(Seres)的消息。⑦

  (一)“絲綢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對“絲綢之路”的定義,得到東西方學者的贊同。赫爾曼關于“絲綢之路”的主張,得到以法蘭西學院院士格魯塞為代表的東方學家的支持。格魯塞在1948年出版的《從希臘到中國》中描述和贊揚了絲綢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尤其是比較詳細地闡述了羅馬與印度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⑧

  李希霍芬的學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早期將“絲綢之路”稱為“運絲大道”,他在1923年完成的《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說:西域的樓蘭,“是亞洲腹部古道,特別的介乎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波斯、印度、敘利亞和羅馬之間‘運絲大道’旁邊之一個前站”。⑨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以“絲綢之路”命名的著作《絲綢之路》,⑩該書主要記錄了斯文赫定作為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外籍專家領導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進行的“汽車考察”,全書共23節,其中第18節的題目就是“絲綢之路”,在不到一萬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闡述了“絲綢之路”的路線及其貿易。“赫定可能是第一個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的人”,但“他在書中對導師所說的‘絲綢之路’的涵義幾乎只字未題(提)”。(11)

  法國學者呂斯?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于1963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中文本于1982年出版。(12)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與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說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主要是其“汽車考察”的記述和見聞,那么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論述的時間從公元前200多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夕,可以說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二)日本的“絲綢之路”研究及早期名稱使用

  在東方的日本,對“絲綢之路”關注較早,“日本學界對于漢文中國典籍的學習和掌握具有悠久傳統,其熟悉程度優于西方漢學界,自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勃興‘脫亞入歐’思潮,學術研究亦極力追蹤西方研究之法”,(13)日本學者很早就在東方學的潮流中,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絲綢之路”。其中,白鳥庫吉的諸多論文,如《大秦國及拂菻國考》、《條支國考》、《見于大秦傳中的西域地理》、《拂菻問題的新解釋》、《康居粟特考》(14)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日本早期的“絲綢之路”研究包含在“東西交通史”或“東西交涉史”中。(15)

  1944年,赫爾曼的《中國和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16)和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17)兩書日文本出版,這是以“絲綢之路”為名的最早日譯本。(18)日本學者以“絲綢之路”命名的著作,筆者所知最早的是1962年出版的長澤和俊的《絲綢之路》。(19)隨后,以“絲綢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漸增多,如林良一《絲綢之路》(《シルクロ一ド》,校倉書房,1962年)、巖村忍《絲綢之路》(《シルクロ一ド東西文化の溶爐》,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66年)、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海のシルクロ一ドを求めて》,創文社,1967年)、護雅夫、別枝達夫《絲綢之路與香料之島》(《絹の道と香料の島》,文藝春秋社,1968年)等。這些著作以知識性的介紹為主,并沒有太大的學術價值。

  20世紀中后期,“絲綢之路”受到日本的廣泛關注,從學術界到新聞界,乃至普通民眾,對“絲綢之路”傾注了大量熱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廣播協會(NHK)與中國中央電視臺聯合拍攝了大型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隨后,又翻譯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井上靖的小說《敦煌》,并籌劃中日雙方合作拍攝同名電影。《絲綢之路》的播出與相關絲綢之路圖書的翻譯出版,使中日兩國形成了一股“絲綢之路熱”。

  日本的“絲綢之路熱”雖然由學界發起,創辦了《絲綢之路》學術月刊和《絲綢之路事典》,從學術上介紹和研究“絲綢之路”,但認可“絲綢之路”這一稱謂的卻主要是社會大眾,“絲綢之路”也成了廣播和電視宣傳的重要題材之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作家、畫家、攝影家到絲綢之路沿線旅行,有關新聞社還舉辦絲綢之路的報告會和講座。這些都為絲綢之路的大眾化起了推動作用。對于日本的“絲綢之路熱”,長澤和俊的總結似能說明問題:“這種傾向迄今仍在擴大,在書店,任何時候都擺著幾冊有關絲綢之路的書籍,各種各樣的旅行社也在計劃著各方面的‘絲綢之路的旅行’。不僅如此,由于這一名稱比較時髦,所以以書店、旅行社、飲食店為首,各種店名也開始盛行使用‘絲綢之路’這一名稱。”(20)

  日本學界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通俗性的稱呼,學術性不強,所以學者較少使用“絲綢之路”的概念,而是用“東西交涉史”或“東西交通史”的名稱。

  二、我國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演變

  “絲綢之路”一詞雖然很早就已出現,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國內學者在研究相關問題時,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關系史”等名稱。20世紀三四十年代,張星烺在輔仁大學、方豪在浙江大學講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出版了一系列相關著作,如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21)向達的《中外交通小史》(22)和《中西交通史》、(23)方豪的《中西交通史》、(24)沈福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25)等。這些學者講述和研究的內容,實際上就包括我們今天所說的“絲綢之路”。如向達的《中外交通小史》,是同類著作中出版最早的,它扼要介紹了張騫通西域后至清乾隆時期的中西交通狀況。他的《中西交通史》講述了“中國同歐洲諸國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并且以“鴉片戰爭為全書的結末”。(26)兩部書中提到“絲綢”、“Seres”(絲國)和“賽里斯”,(27)但未出現“絲路”或“絲綢之路”一詞。

  由此可知,當時“絲綢之路”因其含義簡單、范圍明確,被納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關系史”中,沒有被單獨介紹和宣傳。

  (一)早期“絲綢之路”名稱的使用和引進

  在“絲綢之路”的名稱出現之前,國內曾稱其為“綢緞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發表了葭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寫道:

  土耳其斯坦,是歐亞兩洲往來的最大通衢。有所謂“綢緞之路”的,是漢朝張騫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羅布泊)的附近一帶,這時尚可看見當日從中國運綢緞到巴比倫,Tyr,Alexandrie羅瑪諸城的車馬轍跡。而希臘的地理學家Ptolémée氏,曾描寫過這條路徑,計從中國洛陽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貿易專權的,是波斯人;后來是土耳其人。(28)

  從其內容可見,“綢緞之路”顯然是指今天的“絲綢之路”。該詞出現不到兩年,就有了“絲綢之路”的先聲“絲路”。筆者目前所見最早使用該詞的是中外關系史研究專家朱杰勤。他在1935年發表的《華絲傳入歐洲考》一文稱,“古代中西交通,實以絲為開端”,“羅馬與中國通商,亦大抵以絲為媒介”,“考中國生絲繒帛,初由安息輸入羅馬”,“當時絲之輸入羅馬”等關于中國絲西傳的語句。其中談到:“欲考華絲傳入歐洲之情況,不可不先探其絲路”,并以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察及其《古代于闐》為依據,初步介紹了“古代東西經過中亞之交通”的具體路線。(29)

  正是由于當時國內已有“絲路”的稱呼,在轉引海外報道和翻譯海外論著時也使用“絲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導報》以《新疆歐亞“絲路”》為題報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講”:

  外部據駐挪威使館電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頃在挪京澳斯麓,應文化團體之敦請,講演在中國新疆一帶考古經過……謂彼在新疆時,曾探得中歐“絲路”為歷史上極有價值之發現,此項“絲路”負有歐亞交通商務之重要使命,乃為歐亞航海途程未開辟以前,中國絲商運絲赴歐所經之途徑,現在雖多已破壞,或湮沒,但仍可尋覓其蜿蜒之遺跡,可見中歐交通商務遠在數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來,文化之溝通亦可于斯路得其梗概。(30)

  同年,朱杰勤翻譯發表了《古代羅馬與中國印度陸路通商考》:

  據吾所知,絲業及交通之文字紀載蓋妙(鮮)……惟思坦恩(斯坦因)爵士在塔里木流域之米蘭(Miran)之發現,則尤為諸事之壯舉,在此荒蕪之炮壘中,乃竟有舊絲路之壁畫及繪畫掘起,且此畫品又為印度希臘美術之混合品,出于此地,人所快睹者。有一事尤足異者,則畫中人之姿態及布置、面貌,皆表現出羅馬式之豐姿。(31)

  1938年,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英文版出版,《國際月刊》1939年創刊號便以《絲路》為題作了報道:斯文赫定“設法調查是否可以沿著那條古時的絲路——古時從西安到撒馬爾罕及歐洲去的馬車道路——而砌造一條現代化的汽車公路”。赫定在書中還講述了“在古絲路上一切的消息”。(32)

  由以上材料可知,1935年,我國學者已使用“絲路”稱謂。1936年,在報道和翻譯歐洲的相關信息和論著時,也使用這一名稱。

  1939年1月,蘇聯烏茲別克斯坦至我國新疆惠遠的公路開通,蘇聯在報道中也出現了“絲路”一詞。《申報》以“蘇聯趕工,修筑公路,通至新疆惠遠”為題轉載了來自莫斯科的報道:“古昔所謂‘絲路’,乃系印度波斯各國與中國通商必由之路。其時之駱駝隊,均自搭什干城、薩瑪肯特城、蒲哈拉城(均在蘇聯烏慈貝吉斯坦邦境內)通至庫爾嘉城(在新疆省即惠遠城)。”(33)由于蘇聯烏茲別克斯坦和我國新疆都位于絲綢之路的要沖,而“絲路”一名已為中歐學者所使用,蘇聯方面也使用了“絲路”的名稱。

  黃文弼從1927年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開始,多次赴新疆考察,從1939年便開始整理《羅布淖爾考古記》一書。在該書中,他將這條中西交通線路稱為“販絲之道”,認為羅布淖爾(即羅布泊)“為東西通往所必經之地……此地所遺留絲織殘件,及珠珀雜件,無疑的皆為古時東西各國所遺留之文明結晶品也。現歐洲人稱古時羅馬人常販絲于中國,經行中國通西域古道,因稱此道為羅馬販絲之道”;在闡述了西漢通西域的歷史后說:“當時販絲之道,必經塔里木盆地,而樓蘭扼其咽喉。”(34)

  朱家驊將其稱為“絲綢路”,他在1941年9月15日的演講報告中講道:“西北是我民族文化發祥地,宏偉的文化遺跡,比比皆是,河西一帶尤然。原來河西是漢武帝經營西域時所造成的我國通外孔道,敦煌是溝通中西文化和商務往來的重地,由此經南疆往印度、中亞細亞、阿拉伯、羅馬,乃必由之路,故當時西洋人稱之為‘絲綢路’。”(35)

  上述“絲路”、“販絲之道”、“絲綢路”的稱呼,顯然是指“絲綢之路”。

  1943年,《申報》在南洋各地特輯之四《馬來亞縱橫談》中,講述了16世紀葡萄牙對印度和馬六甲的占領,“當時還沒有橡膠,也沒有石油與錫,歐洲人所追求的是南洋特產的香料,所以,當時北循陸路越天山以至中國以取絲的道路,叫做‘絲綢之路’,而南線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稱為‘香料之路’”。(36)這是目前所見我國媒體最早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報道,同時還出現了“香料之路”。從其內容可知,“絲綢之路”就是指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香料之路”則是指海上絲綢之路。

  (二)政府層面使用“絲綢之路”概念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已開始使用“絲路”和“絲綢之路”,其指代明確,即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但使用頻率很低。“絲綢之路”較多出現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府層面的對外友好交往中。1957年12月27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楚圖南在《關于促進亞非國家間文化交流的報告》中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世界聞名的‘絲綢之路’,就是敘利亞人、波斯人、阿富汗人、中亞各族人民和中國人從公元前六世紀開始,趕著騾馬,牽著駱駝,孜孜不倦,披星戴月地開辟出來的。”(37)

  1959年9月6日,周恩來總理在歡迎阿富汗王國副首相納伊姆親王宴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到了“絲綢之路”:“中國和阿富汗有著悠久而深厚的友誼,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密切的經濟和文化往來。著名的‘絲綢之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是我們兩國人民友好關系的標志。”(38)

  1962年,蔡英在《友好鄰邦阿富汗》中說:“有名的‘絲綢之路’就是從我國西部的邊疆,越過世界屋脊的帕米爾,沿著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麓,通往波斯、阿拉伯和歐洲。”(39)

  1963年11月20日,陳毅副總理在歡迎阿富汗政府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和阿富汗自古以來就是和睦相處的親密鄰邦。我們的祖先共同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對促進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誼,溝通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40)

  1964年10月30日,劉少奇在為阿富汗國王和王后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道:“中國和阿富汗自古以來就是和睦相處的親密鄰邦。兩國人民有悠久的傳統友誼,我們兩國的祖先很早就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阿富汗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在講話中也說:“幾世紀中商隊就走過了絲綢之路,這條道路通過阿富汗,把中國和西方聯系了起來。”(41)

  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存在,中西方之間也有了經濟、文化交流,但張騫出使西域顯然是中西交通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因此,學界一般將張騫出使西域作為“絲綢之路”開通的標志。(42)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尋找大月氏(在今阿富汗中西部)和烏孫共同攻打匈奴,張騫派副使到達大夏(巴克特里亞)。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時,所指主要就是由中國經過巴克特里亞到西方的道路。(43)

  古代的阿富汗被譽為“文明間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溝通不同文明的中心樞紐,它將中國、印度與其西部的希臘、羅馬連接在一起。阿富汗境內發現的阿伊哈努姆遺址,(44)證明在阿姆河地區確實存在希臘—大夏王國遺存。1978年,蘇聯考古學家維克托?薩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發現了數座古代墓葬,出土數量龐大的古代黃金制品,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間。20世紀30年代,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發掘的貝格拉姆遺址中,有兩個房間內藏有大量寶藏,其中有來自“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的精致工藝品,如中國漢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羅馬的玻璃器皿、敘利亞的青銅制品、希臘的石膏圓盤等,表明當時這里是通往東西方和南亞的交通要沖。(45)

  絲綢之路經過亞洲中西部和歐洲部分地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疆以西的中亞地區主要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蘇聯中亞地區(今中亞五國),這一地區與中國交往的國家主要是阿富汗。阿富汗既是中國的友好鄰國,又是古絲綢之路的要沖之地,“絲綢之路”成為中阿交流的紐帶與媒介。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主要是在描述中阿之間的友好關系時使用。

  此后,“絲綢之路”一詞開始在國內頻繁使用。如1961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式開館》的報道中,就有“我國歷史上對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從西漢開始,已經開辟了通往中亞的‘絲綢之路’”。(46)1963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教科學編輯部編《歷史故事》第4集中,也出現相關記述:“從中國到西方去的大路,后來也被歐洲的歷史學家稱為‘絲綢之路’了。”(47)

  由于政府層面在對外友好交往中的頻繁使用,“絲綢之路”為社會大眾和學界所熟知,并逐漸廣泛傳播開來。

  (三)紡織業使用“絲綢之路”概念

  在政府層面以外,與絲綢密切相關的紡織工業界首先使用“絲綢之路”一詞。1959年,孫和清在《欣欣向榮的絲綢工業》中使用“絲綢之路”一詞:“歷史上絲綢是從黃河上游經過新疆運往中亞細亞和歐洲的,因此這條路曾被譽為‘絲綢之路’。”(48)

  1975年,蔣猷龍在《儒法斗爭與古代絲綢技術的發展》一文中說:

  根據史籍和地下文物的考證,我們的祖先在距今約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在與自然界作斗爭的過程中就最早地發明了養蠶,利用絲綿、蠶絲制作衣服,在公元前四、五世紀,就被鄰國譽為“絲國”,并且在公元前二世紀,即以大量絲織品向外輸出,開拓了聞名中外、延續千年的“絲綢之路”。我國蠶絲科學技術也從此傳入歐亞各國。(49)

  1977年,《絲綢》雜志第3期發表了周應惠以《絲綢之路贊歌》為名的詩歌。

  相關行業性刊物對“絲綢之路”的關注度也很高,如《蠶業科技》1979年第1期發表了彭錚的《絲綢之路的由來》、《蠶桑通報》1979年第4期發表了楊宗萬的《絲綢之路雜談》。

  (四)史學界使用“絲綢之路”概念

  早期的“絲綢之路”被納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關系史”中,即它屬于歷史學的范疇,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學領域。

  以史學界為代表的人文社科學界,對于這一概念開始使用的稱謂是“絲路”而不是“絲綢之路”,如朱杰勤在1935年發表的《華絲傳入歐洲考》中,就使用了“絲路”一名。方豪在1953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中提到了李希霍芬與“絲路”:

  至于華絲傳入歐洲之路線,即里希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所首倡之“絲路”名詞,在中國境內,必沿斯坦因發現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發,經沙漠而至羅布諾爾湖。

  絲路實可稱謂舊世界最長交通大動脈,為大陸國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聯絡線。(50)

  再如1955年齊思和在《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關系》一文中說:

  把蠶絲從中國運到歐洲,自羅馬時期有海陸二路。陸路以長安為采集地,出玉門陽關西行,又分兩路。南路沿羅布淖爾南,經善鄯,沿大戈壁南,經于闐、莎車以達大宛。北路則經車師、龜茲、溫宿,以達大宛。至大宛而南北兩路合,然后西經布哈拉以達安息。此東西通商大道,號稱“絲路”。(51)

  同年,季羨林使用“絲道”一詞說明中西文化交流:

  中國蠶絲的向外傳布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經開始了。絲的貿易對古代中西的交通,甚至對古代中西各國的歷史有極大的影響。橫亙歐亞的“絲道”是眾所周知的。(52)

  1957年,陳竺同遺著《兩漢和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使用的也是“絲路”一詞:“因為運去的貨物主要為絲織物,所以大家就稱這條道路為‘絲路’。”(53)

  1963年,夏鼐在《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一文中,研究了尼雅遺址和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中發現的絲織品遺物。

  這兩處都位于新疆境內古代“絲路”的沿線。漢代的“絲路”從關中的長安開始,穿過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跨越過帕米爾高原,然后經過今日蘇聯的中亞各加盟國、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直達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全長七千來公里。(54)

  《辭海》在1965年的未定稿中出現的詞條也是“絲路”,而不是“絲綢之路”。

  在政府和紡織業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后,史學界也開始關注“絲綢之路”,并與政府層面的使用有前后呼應的關系,即為了說明歷史上中外之間的友好關系。如1966年發表于《歷史教學》的《中國和非洲人民的歷史友誼》一文:“公元前二世紀,中國和非洲就發生了貿易關系,中國的絲綢通過中東運到歐洲和非洲北部,西方古代文獻把這些交通大道叫做‘絲綢之路’,把中國叫做‘產絲的國家’。公元二世紀的時候,埃及著名的地理學家托勒梅在他所寫的《地理學》這部書里,也提到中國和‘絲綢之路’的貿易情況。”(55)

  史學界較早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是新疆文物考古、歷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歷史文物的學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簡報》中談道:“我國自古被譽為‘絲綢之國’,穿過我國新疆,通往西亞、歐洲的交通大道被稱為‘絲綢之路’。從出土的精美絲織物看來,確實是當之無愧的。這些絲織品的發現,為研究我國絲織工藝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貴資料……通過‘絲綢之路’,中國人民同西亞、歐、非各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歷史悠久的友誼。”(56)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墓發掘簡報》中也出現了“絲綢之路”。阿斯塔那363號墓發現的文物,“對古代中西陸路交通‘絲綢之路’的物質文化遺存及其他各個方面也提供了實物例證……古代我國的絹錦等絲織品,沿著這條‘絲綢之路’源源由東方向西方輸出,曾遠達波斯、羅馬。高昌正是位于這條‘絲綢之路’的運輸驛站上。”(57)夏鼐在《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中也多次提到“絲綢之路”,新疆吐魯番“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中間站”,“‘絲綢之路’的興旺,促進了高昌地區的繁榮”。高昌古城發現的“絲織物,生動地反映了當時這個‘絲綢之路’中間站的繁盛景象”。(58)

  與此同時,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博物館編著的《絲綢之路——漢唐織物》,這是我國第一本以“絲綢之路”命名的學術著作。在該書所附的“說明”中多次出現“絲綢之路”一詞,并詳細論述了絲綢之路在新疆境內的南北二道:“在從漢到唐的千余年間,這兩條路都曾是運銷絲織物的主要通道,后來中外歷史學家稱之為‘絲綢之路’”。(59)此后不久,新疆人民出版社編輯了《新疆歷史論文集》(征求意見稿),(60)其中許多論文如章左聲《論張騫的歷史功績》、王炳華《從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的政治、經濟》、王仁康《漢唐時期新疆和內地的交通》都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尤其是趙永復的《絲綢之路》一文,是目前所見最早以《絲綢之路》題名的史學研究論文。1979年5月編輯完成的《新疆簡史》第一冊也有“絲綢之路”相關表述。(61)

  這一階段,“絲綢之路”一詞在新疆歷史研究中的廣泛出現,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包括新疆大學、新疆民族研究所在內的西北相關學術單位組織編寫了《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62)與此同時,文物考古工作者也從學術上聲討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如1971年底,郭沫若專門研究了新疆發現的兩件古代寫本,寫了《卜天壽〈論語〉抄本后的詩詞雜錄》(63)和《〈坎曼爾詩簽〉試探》(64)兩文,以卜天壽和坎曼爾之口聲討了沙皇俄國。

  學界一方面研究中俄關系史,揭露沙皇俄國對我國的侵略;另一方面研究新疆歷史、文物,強調中國與亞非拉各國源遠流長的友好關系,從而出現了較多關于“絲綢之路”的論述。如夏鼐在《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一文結尾部分寫道:“這些古代絲綢說明,通過著名的‘絲綢之路’,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不僅互通有無,進行貿易,而且不斷地互相學習,促進了文化交流;這對于進一步闡明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深遠的友好關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65)

  從1978年開始,“科學的春天”到來,各學科學術研究開始勃興。在前一階段的良好基礎上,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同時期的史學著作中,開始較多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出現“絲綢之路”,即“因為運往西方的貨物主要是絲和絲織品,所以后來把這條路稱之為‘絲綢之路’”。(66)1979年出版的馮惠民《張騫通西域》、(67)1980年出版的王治來《中亞史》中也使用了“絲綢之路”。(68)

  同時在高校教材中也頻繁使用“絲綢之路”。1979年,朱紹侯主編的十院校《中國古代史》教材中指出:“那時,中國的絲織品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通過這兩條通道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所以被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同中亞、西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69)同年出版的劉澤華等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教材中也出現“絲綢之路”一詞:“中國的絲綢經南北兩路大量運往中亞各國,甚至再經這些國家的商人轉運到歐洲大秦國(羅馬帝國)等地。因此,歷史上稱這兩條道路為‘絲綢之路’。”(70)

  20世紀80年代,以“絲綢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漸增多,如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之一的《絲綢之路》、(71)楊建新、盧葦的《絲綢之路》、(72)武伯綸的《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73)等。

  對“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視,需要更直觀地了解絲綢之路的線路、走向、重要遺址等,即將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相結合。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有計劃地組織了幾次絲綢之路考察,如1981年7月15日到9月9日,中國唐史學會組織了“絲綢之路考察隊”,對蘭州至新疆烏魯木齊一段的“絲綢之路”進行了學術考察,考察成果以《絲路訪古》為名結集出版;(74)1982年夏,“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絲綢之路考察團”對“絲綢之路”甘肅和新疆段的一些重要地點進行了考察;1984-1985年,青海文博單位組織了“唐蕃古道”考察等。

  1990年9月,我國隴海—蘭新鐵路與哈薩克斯坦鐵路接軌,為了與傳統的貫通亞洲北部的大陸橋相區別,將其稱為新亞歐大陸橋,或第二亞歐大陸橋。由于其所經路線很大一部分是原來的“絲綢之路”,又稱為現代“絲綢之路”,有學者認為“絲綢之路”就是歷史上的亞歐大陸橋。(75)

  伴隨著新亞歐大陸橋的開通,絲綢之路研究引起各方重視,尤其是與中亞聯系密切,又是絲綢之路沿線的陜西、甘肅、新疆等省(自治區)更為積極。西北五省(自治區)聯合出版《絲路文化叢書》;甘肅省成立絲綢之路協會,創辦《絲綢之路》雜志,(76)出版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漫畫絲綢之路》叢書;(77)新疆、陜西、甘肅學者籌劃編輯了三本絲綢之路辭典。(78)

  史學界從“絲路”到“絲綢之路”的概念使用有一個演進過程,不論是學術論著、高校教材,還是通俗讀物,主要限定在學術層面。但史學的“經世致用”在“絲綢之路”研究上也有體現,它既與政府、行業界的使用有所聯系,又與時代發展變化緊密結合,使“絲綢之路”擴展到整個文化界,成為社會大眾熟知的詞語。

  (五)辭典中“絲綢之路”概念的演進

  在國內史學界大量使用并研究“絲綢之路”的背景下,1979年版《辭海》在1965年版《辭海》(未定稿)基礎上,同時設置了“絲路”和“絲綢之路”兩個條目,其中“絲路”的釋義是“即‘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的釋義基本上與1965年版《辭海》(未定稿)中的“絲路”相同,只是將“約自公元前第二世紀至公元后第六世紀”改為“約自公元前第二世紀以后千余年間”,并在最后增加了一句“絲綢之路在歷史上促進了歐亞非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79)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絲綢之路”的條目定義為:“中國古代以絲和絲織品為主要商品,經中亞通往西亞、南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簡稱‘絲路’。”這一條目從公元前4世紀印度著作中有關中國絲的記載講起,一直到唐代在這條道路上中西之間的聯系與交流,重點講述了路線的發展與變化,“一般認為‘絲綢之路’東起長安,西至地中海以達歐洲”,將“絲綢之路”分為三段:東段自長安至玉門關或陽關,中段是從玉門關或陽關到達蔥嶺(今帕米爾),西段指蔥嶺以西。這是辭典中首次將“絲綢之路”分為東、中、西三段講述。(80)

  除此之外,該書釋義還增加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

  朱杰勤、黃邦和主編的《中外關系史辭典》對“絲綢之路”的釋義繼承了此前成果,較詳細介紹了絲綢之路南北兩路的具體道路和支線。

  自秦漢以來,大量中國絲及絲織品由上述各路運往西方,故稱“絲綢之路”。其他商品交流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往,亦多由此路進行。絲路為古代和中世紀溝通中國與歐亞各國之橋梁,為中國人民與歐亞非各國(地區)人民間友好關系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81)

  1979年開始籌劃編輯的《中國歷史大辭典》設立了“絲綢之路”條目,其關于“絲綢之路”的釋義,在路線、走向等方面與《辭海》基本一致,但又增加了一些較宏觀的描述,即“通過絲綢之路,歷史上歐亞非各國和中國間的友好往來不斷增進;東方的中國文化,南亞的印度文化,西亞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歐洲的希臘、羅馬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進行著頻繁的接觸與持續不斷的交流,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82)

  雪犁主編的《中國絲綢之路辭典》中的“絲綢之路”詞條,雖只涉及陸上絲綢之路,但敘述卻較全面系統:

  簡稱“絲路”。是指從中國出發,橫貫亞洲,進而聯接非洲、歐洲的陸路通道。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特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首次在其《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中地區(指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帶)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以后德國的東洋史學家阿爾巴特?赫爾曼在其《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文中提出,應該將絲綢之路的“涵義進而一直延長到通向遙遠西方的敘利亞的道路上去”。其主張得到后來學者們的支持,絲綢之路一名遂為廣泛使用。(83)

  此條目將“絲綢之路”的性質、來源、發展變化等作了全面概述,并第一次在辭典中寫入李希霍芬《中國》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概念以及赫爾曼《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文對“絲綢之路”的進一步闡釋。同時較詳細敘述了“絲綢之路”中段道路。首次在辭典中提出了東漢后出現的“新北道”,明確了敦煌到帕米爾之間的北、中、南三條道路及其具體走向。

  余太山、陳高華、謝方主編的《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詞典》主要講述了陸上絲綢之路,增加“絲路在先秦時已隱約存在,前2世紀后進入新時期,日趨繁榮,直到近代歐、亞海運暢通之前,一直為中西交通大動脈”的描述。與《中國絲綢之路辭典》一樣,也講述了絲綢之路中段的三條道路,同時還有“以上幾條干線又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形成支、干交錯的交通網絡”。(84)這也是辭書中第一次對“絲綢之路”是“交通網絡”的明確表述。

  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的《絲綢之路大辭典》,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對“絲綢之路”的表述較全面,此條目第一次在辭典中寫入外國考察家的探險、著書立說和使用這一名稱,使其“固定下來”。同時還提出“廣義的絲綢之路”概念:“即凡經古代中國到相鄰各國的交通路線,包括海上、陸路均一概稱絲綢之路。”(85)

  《大辭海?中國地理卷》的“絲綢之路”條目,既繼承了《辭海》的內容,又根據國內外新的研究成果擴大了范圍:

  在現代學術界,該詞不僅用以指稱聯結整個古代世界的交通要道,同時成為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通常認為,絲綢之路可以分為兩類(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三大干線:(1)草原之路……;(2)綠洲之路……;(3)海上絲路……。(86)

  《大辭海》在《絲綢之路大辭典》的基礎上對廣義絲綢之路的描述更為寬泛。

  此外,還有一些專科性的辭典,如《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國經濟史辭典》、《中外文化知識辭典》、《大學歷史詞典》等都收錄了“絲綢之路”詞條。其釋義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一范圍。

  從以上辭書對“絲綢之路”的釋義可知,《辭海》系列、《中外關系史辭典》、《中國絲綢之路辭典》、《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詞典》、《絲綢之路大辭典》對“絲綢之路”的釋義,吸收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記述相對準確全面,或有自己的見解。

  各類專科辭典,尤其是《辭海》系列將“絲路”或“絲綢之路”列入,說明“絲綢之路”概念得到廣泛認可,同時根據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不斷深入,其釋義也在不斷深化,含義也逐漸廣泛。

  三、“絲綢之路”概念的充實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到中亞、印度的交通路線,赫爾曼將其延伸到羅馬。但他們最初的定義僅僅限定在貿易或交通方面。(87)隨著學術界研究的不斷擴大和深入,“絲綢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斷深化。早在1965年版《辭海》(未定稿)中,就有了“絲綢之路”的支線之說:“絲路的支線,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國南部直接西航,或經滇、緬通道再自今緬甸南部利用海道西運,或經由中亞轉達印度半島各港再由海道西運。”(88)這里的“滇、緬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絲綢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

  在此后出版的《辭海》、《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和《大辭海》中,都有相似表述。《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對“絲綢之路”的支線釋義如下:

  支線有出敦煌向北,經天山北麓至伊犁河流域再西行者,有經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亞,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亞者。海道則或自中國南部直接西航,或經由滇、緬通道再從今緬甸南部西行,或由中亞轉印度半島各港再由海道西運。(89)

  相較于《辭海》,《中國歷史大辭典》增加了“有經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亞,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亞者”,即所謂的“草原路”。

  另如楊建新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絲綢之路”條目中說:“近年來一些國外學者(主要是日本學者)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稱‘南海道’)。這些提法雖對研究東西交通及其貿易有意義,但已非指一般所謂的‘絲路’了。”(90)這里提出的“綠洲道”、“草原道”和“南海道”(即海上絲綢之路)是對“絲綢之路”概念延伸的概括,但認為這是“一些國外學者(主要是日本學者)”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則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前已述及,《辭海》(未定稿)、《中國歷史大辭典》等,已經有了“絲綢之路”的支線之說。

  《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詞典》對“絲綢之路”“支線”的記述更加細致:“陸路還有經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亞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爾泰山至中亞者,有以內地經青海、西藏至印度者(吐蕃道),還有經四川、云南至緬甸者(滇緬道)。”(91)這是在辭典中第一次明確出現“吐蕃道”和“滇緬道”。再加上以前出現的“草原路”,陸上絲綢之路的支線基本上都明晰了。

  隨著“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細化,其概念也在不斷擴大或充實,即將我國古代到相鄰各國的交通路線,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都稱為“絲綢之路”,甚至更為廣泛。因傳統的“絲綢之路”,即經中亞陸路到羅馬的交通線,經過一段沙漠地帶,所以被稱為“沙漠路”,同樣,這條路線還經過中間的綠洲地帶,又被稱為“綠洲路”,經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到中亞稱為“草原路”,從云南入緬甸、印度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或“西南絲綢之路”,經海上航路與對外交往稱為“海上絲綢之路”。除了這些大的支線外,還有一些臨時的小支線,如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居地到敦煌的支線被稱為“吐谷渾道”或“青海道”。

  劉迎勝撰著的“絲路文化叢書”《草原卷》中,首次出現了“絲路網絡”一詞。

  隋、唐帝國遼闊的疆域使中原與西北邊疆地區的聯系變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設置州府后,開辟了漠北通往內地的驛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諸地之間的交通形成網絡。……草原絲路的網絡成為連接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人民的紐帶,成為東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92)

  這是有關“絲綢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將“絲路”作為網絡探討,為以后的研究開闊了視野,提供了思路。

  此后,在1996年出版的《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詞典》中也有“絲綢之路”是“交通網絡”的明確表述。《絲綢之路大辭典》的表述更為寬泛:

  現今流行的說法是:原來所說的經中亞陸路的絲綢之路,被名之為“綠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經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亞的“草原路”;經海上西行之“海上絲綢之路”;云南入緬甸、印度的“南方絲綢之路”(又稱“西南絲路”)等等。(93)

  不論是支線說,還是各條道路的單獨存在,都是“絲綢之路”概念的擴大或充實,實際上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網絡。我們知道,李希霍芬、赫爾曼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長安到羅馬之間的東西方交通路線。后來,隨著交往的不斷擴大,尤其是由于氣候、政治、戰爭、宗教等各種因素的變化,中西交通路線可能會隨時發生變化,從而偏離原來的路線或規劃,甚至廢棄某一段道路,也會不斷開辟新的支線或道路,這些支線分而復合,合而復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從長安到敦煌就有幾條通道,從敦煌出陽關、玉門關到帕米爾又有幾條通道。在這些通道上,還有許多小支線,在史籍文獻記載中,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現的就有“靈州道”、“朔州道”、“云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龍堆路”、“回鶻道”、“大磧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這些支線通道,有些是同時并存,有些是前后出現,它們根據不同情況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并且比較固定的通道還有如草原道、印緬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學界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交通網絡系統。一旦因自然條件或社會環境出現變故,導致某一條或某幾條線路出現阻隔或阻斷的時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線,從而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就是“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它從中國古代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進入天山山脈地區,路網跨距近5000公里,總長達8700公里。這顯然只是一個大體走向,從其包含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境內33處遺址、遺跡就可知道,作為世界遺產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還包括許多支線。

  草原道、唐蕃古道(吐蕃道)、印緬道(滇緬道)等,都是傳統“絲綢之路”的延伸或支線,相對于“海上絲綢之路”來說,統稱為“陸上絲綢之路”。因此,現在一般都是將“絲綢之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現在,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其中的“一帶”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亦即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一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

  除了按交通線路劃分外,還以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交換物品、傳播文化來劃分,如“玉石之路”、“青銅之路”、“香料之路”、“珠寶之路”、“茶葉之路”、“瓷器之路”、“青金石之路”、“絹帛之路”、“皮毛之路”、“佛教之路”、“書籍之路”等。這些都是擴大的概念,與“絲綢之路”本來的含義相去甚遠。

  從學理層面梳理了“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發展、演變和含義的充實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作為地質地理學家的李希霍芬,并沒有專門研究中亞史地,“絲綢之路”一詞也是他偶然、無意之間提及的,所指也僅僅是從中國長安到中亞之間的東西交通路線,并將其理解為一條基本上筆直的道路。因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貿易路線想象成一條直線,所以在《中國》第一卷的《中亞地圖》上,他用加粗的紅線畫出了一條基本上筆直的“絲綢之路”,(94)這與“絲綢之路”的實際走向并不符合。

  雖然赫爾曼也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進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絲綢之路”學術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他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進行了更加具體、深入的研究,并將“絲綢之路”一詞引入國際學術界,但他并不認同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直線說。斯文赫定于1933-1935年在我國西北,尤其是新疆的汽車探險后,專門寫了《絲綢之路》一書,詳述了此次考察的收獲、見聞等,該書第18章標題就是《絲綢之路》,可以說是全書的點睛之筆。雖然全篇不到一萬字,但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作了全面解題和闡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礎上,對“絲綢之路”的幾條道路、走向、性質作了全面的闡述,出版了以《絲綢之路》命名的學術著作,才使“絲綢之路”一詞為大眾熟知,并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二,“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50多年后我國學者才開始使用這一詞匯。此前曾于1933年使用“綢緞之路”以指稱“絲綢之路”。1935年開始使用“絲綢之路”的簡稱“絲路”。此后不久,歐洲和蘇聯也使用了“絲路”一詞。1941年使用“絲綢路”。同時,還使用“販絲之道”代稱“絲綢之路”。1943年,我國正式出現“絲綢之路”一詞。

  第三,“絲綢之路”雖然稱呼眾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論是按交通路線劃分的“綠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還是以交換物品分類的“玉石之路”、“青銅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這些擴大或充實了的“絲綢之路”,都是借用或參照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別說明,當我們說到“絲綢之路”時都應有具體的含義,即從我國長安(或洛陽)出發,經甘肅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亞、歐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雖然“絲綢”不是整個歷史階段中西貿易的大宗商品,“絲綢之路”也出現多種稱謂,但都僅僅是對某一個時期或某一種物品的概括或總結,還沒有哪一個稱謂或名稱能夠替代“絲綢之路”。因為絲綢是這條通道開創的原動力,它是中西方貿易的主要物品;在“絲綢之路”上,絲綢的影響最大,它可以作為貨幣流通和使用,中國因此被稱為“Seres”。正因為如此,1988-1997年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絲綢之路:交流之路綜合考察”活動,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命名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都是以“絲綢之路”命名。

  當然,“絲綢之路”現在已不是某一條道路或某一種交換物品的專稱,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稱,甚至突破了原來的“中外關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命名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一歷史名稱在當下的現實反映。

  注釋:

  ①綜述性研究成果如丁篤本:《絲綢之路古道研究》,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2010年;丹尼爾C.沃:《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蔣小莉譯,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羅雪梅:《絲綢之路名稱的歷史演變》,《文史雜志》2015年第6期;田澍、孫文婷:《概念史視野下的“絲綢之路”》,《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2期;等等。

  ②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7.關于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參見丹尼爾C.沃:《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

  ③目前學界所引用的所謂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對“絲綢之路”的定義: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在其《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中地區(指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帶)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長澤和俊:《絲綢之路史研究》,鐘美珠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頁;雪犁主編:《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200頁;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楊共樂:《早期絲綢之路探微》,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序言”;等等,都有訛誤,李希霍芬的書中并沒有這樣的表述,這是赫爾曼根據李希霍芬后來的演講內容總結提煉的。筆者另有《關于李希霍芬“絲綢之路”命名的辨析》進行討論,待刊。

  ④Albert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Berlin:Weidmannsche Buchh.,1910,10ff,轉引自長澤和俊:《絲綢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絲綢之路史研究》,第2頁。

  ⑤參見丹尼爾C.沃:《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第305頁。

  ⑥朱杰勤在《大秦國全錄》的譯者說明:“大秦即羅馬東部,亦即包括敘利亞、埃及和小亞細亞,且以敘利亞為首。”(夏德:《大秦國全錄》,朱杰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i頁)

  ⑦參見長澤和俊:《絲綢之路史研究》,第429-430頁;林梅村:《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楊共樂:《誰是第一批來華經商的西方人》,《世界歷史》1993年第4期;張緒山:《關于“公元100年羅馬商團到達中國”問題的一點思考》,《世界歷史》2004年第2期。

  ⑧R.格魯塞:《從希臘到中國》,常書鴻譯,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第31~33頁。

  ⑨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旅行記》,李述禮譯,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第359頁。

  ⑩斯文·赫定:《絲綢之路》,江紅、李佩娟譯,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1996年。該書1936年出版瑞典文本,同年出版了德文本,1938年出版了英文本,1944年出版了日文本。中文本根據英文本翻譯而來。

  (11)丹尼爾C.沃:《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第306頁。

  (12)L.布爾努瓦:《絲綢之路》,耿昇譯,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張緒山:《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前言”,第XIII頁。

  (14)這些論文收入白鳥庫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15)如桑原騭藏:《東西交通史論叢》(東京:弘文堂,1933年),史學會編纂:《東西交涉史論》(東京:富山房,1939年),藤田豐八:《東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南海篇(荻原星文館,1943年)等,其研究內容包括今天的“絲綢之路”。長澤和俊的《漢之西域經營與東西交通》、《吐蕃之侵入河西與東西交通》、《西夏之侵入河西與東西交通》、《張騫之西使與東西交通》、《論甘英之西使》、《法顯之入竺求法行》、《韋節、杜行滿之出使西域》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論文,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文版《絲綢之路史研究》中。

  (16)安武納訳編:《古代絹街道(しゐくろうど):パミ一ル高原ル一トの研究》,東京:霞ヶ関書房,1944年。

  (17)橋田憲輝訳:《絹の道》,東京:高山書院,1944年。

  (18)長澤和俊:《絲綢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絲綢之路史研究》,第5頁。

  (19)《シルクロ一ド》,東京:校倉書房,1962年。

  (20)長澤和俊:《絲綢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絲綢之路史研究》,第1頁。

  (21)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平:輔仁大學,1930年。朱杰勤在張星烺原作基礎上進行了增補校訂后,出版了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的六卷本《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1979年),內容有刪節。2003年中華書局改為四冊重印,恢復了被刪去的內容。

  (22)向達:《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23)向達編:《中西交通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24)方豪于1942年在浙江大學講授《中西交通史》課程,1946年到北平后又在輔仁大學講授“中西交通史”。根據其講義編著的《中西交通史》于1953年由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77年后,改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年岳麓書社、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均有翻版。2016年收入《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25)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向達編:《中西交通史》,“敘論”,第1、6頁。

  (27)向達:《中外交通小史》,第7、10-11頁。

  (28)孫彥、薩仁高娃、胡月平選編:《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敦煌學研究》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85頁。

  (29)朱杰勤:《中外關系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6-100頁。

  (30)《西北導報》第5期,1936年4月,第29頁。此報道有個別錯誤,如將“瑞典”寫成“瑞士”。

  (31)M.P.Charlesworth(查爾斯沃斯):《古代羅馬與中國印度陸路通商考》,朱杰勤譯,《食貨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16日。據《食貨半月刊》文末標注,此文譯自《羅馬帝國之商路及商業》第6章。此文在收入朱杰勤譯《中外關系史譯叢》(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時略有修改,如將“妙”改為“鮮”,將“思坦恩”改為“斯坦因”。

  (32)《國際月刊》1939年第1期(創刊號),第107頁。其出版時間應該是1939年7月。

  (33)《申報》1939年1月11日,第4版。“烏慈貝吉斯坦”即烏茲別克斯坦,“搭什干城、薩瑪肯特城、蒲哈拉城”即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塔什干、撒馬爾罕、布哈拉城。

  (34)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北平: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1948年,后收入黃文弼著,黃烈編:《西域史地考古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33、239頁。

  (35)朱家驊:《西北觀感》,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582頁。

  (36)《申報》1943年2月24日,第2版。

  (37)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第113頁。

  (38)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9)第6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100頁。

  (39)蔡英:《友好鄰邦阿富汗》,《世界知識》1962年第10期。

  (40)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63)第10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425-426頁。

  (41)《劉少奇主席、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國王在劉少奇主席為阿富汗國王和王后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講話》,大公報社人民手冊編輯委員會:《1965人民手冊》,北京:大公報社,1965年,第339頁。

  (42)參見劉進寶:《東方學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43)“巴克特里亞”是古希臘人對今興都庫什山以北的阿富汗東北部地區的稱呼。其位置與中國青藏高原西北部的蔥嶺(今***吾***與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爾高原)接壤。

  (44)其年代約為公元前4世紀末至前2世紀下半葉,研究者推測是大夏東部首府。

  (45)參見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第281-284頁;羅帥:《阿富汗貝格拉姆寶藏的年代與性質》,《考古》2011年第2期。

  (46)史樹青:《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式開館》,《歷史研究》1961年第4期。

  (47)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教科學編輯部編:《歷史故事》第4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5頁。

  (48)中國紡織編輯部編:《紡織工業光輝的十年》,北京:紡織工業出版社,1959年,第221頁。

  (49)蔣猷龍:《儒法斗爭與古代絲綢技術的發展》,《絲綢》1975年第3期。

  (50)方豪:《中西交通史》(一),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第79、81頁。

  (51)齊思和:《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關系》,《北京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

  (52)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歷史研究》1955年第4期。

  (53)陳竺同:《兩漢和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頁。

  (54)夏鼐:《***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

  (55)廣文:《中國和非洲人民的歷史友誼》,《歷史教學》1966年第3期。

  (56)***吾***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

  (57)***吾***博物館:《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2期。

  (58)竺敏(夏鼐):《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考古》1972年第2期。

  (59)***吾***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絲綢之路——漢唐織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其文字說明部分同時以《“絲綢之路”上新發現的漢唐織物》為名,發表于《文物》1972年第3期。

  (60)本書初次出版大概在1975-1976年間,1978年出版的正式本有所變動。

  (61)***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著:《***簡史》第1冊,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頁。

  (62)《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編寫組編著:《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郭沫若:《卜天壽〈論語〉抄本后的詩詞雜錄》,《考古》1972年第1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4)郭沫若:《〈坎曼爾詩簽〉試探》,《文物》1972年第2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關于“坎曼爾”材料的真偽辨析,參見楊鐮:《〈坎曼爾詩箋〉辨偽》,《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

  (65)竺敏(夏鼐):《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考古》1972年第2期。

  (66)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0頁。

  (67)馮惠民:《張騫通西域》,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68)王治來:《中亞史》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92頁。

  (69)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頁。

  (70)劉澤華等編著:《中國古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頁。

  (71)陳振江:《絲綢之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72)楊建新、盧葦編著,朱杰勤審校:《絲綢之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

  (73)武伯綸:《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4)絲綢之路考察隊編著:《絲路訪古》,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

  (75)1992年,西北五省(區)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了一套《絲路文化叢書》,全套共12冊,其中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5冊、***人民出版社出版4冊、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冊、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冊。從楊建新所寫序言和楊建新、盧葦于1981年出版、1988年增訂的《絲綢之路》,改編為《歷史上的亞歐大陸橋——絲綢之路》一書可知,該書是為了配合新亞歐大陸橋的開通而出版。楊建新在叢書“序言”中說:“現在我們把第二亞歐大陸橋,也喻之為新絲綢之路”。

  (76)《絲綢之路》雜志由甘肅省絲綢之路協會等編輯,1992年出版試刊一期,1993年出版雙月刊內部發行,從第4期開始正式出版。

  (77)于忠正、曹昌光主編:《漫畫絲綢之路》,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

  (78)雪犁主編:《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王尚壽、季成家等編著:《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北京:紅旗出版社,1995年;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絲綢之路大辭典》,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第121頁。

  (80)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隋唐五代史編寫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第317-319頁。

  (81)朱杰勤、黃邦和主編:《中外關系史辭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422頁。

  (82)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第941頁。

  (83)雪犁主編:《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第199-200頁。

  (84)余太山、陳高華、謝方主編:《***各族歷史文化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92-93頁。

  (85)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絲綢之路大辭典》,第1頁。

  (86)夏征農、陳至立主編,劉君德等編著:《大辭海·中國地理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1012-1013頁。

  (87)參見王冀青:《關于“絲綢之路”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015年第2期;劉進寶:《東方學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88)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未定稿),上海: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1965年,第91頁。

  (89)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第941頁。

  (90)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隋唐五代史編寫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第319頁。

  (91)余太山、陳高華、謝方主編:《***各族歷史文化詞典》,第93頁。

  (92)劉迎勝:《絲路文化·草原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頁。

  (93)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絲綢之路大辭典》,第1頁。

  (94)劉進寶:《東方學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芮樂偉·韓森:《絲綢之路新史》,張湛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頁。

作者簡介

姓名:劉進寶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鐘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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