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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署名文章獲第18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高培勇:論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下的財政基礎理論建設
2019年10月11日 18: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 作者:高培勇 字號

內容摘要:立足于現代財政制度與公共財政制度一脈相承的關系以及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的需要,以公共性、非營利性和法治化三大特征,從總體上勾畫了現代財政制度的基本形態。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內容提要】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圍繞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出的全新理論概括,標志著財政基礎理論建設的重大突破:將財政定位于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使其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根本上擺正了財政與財稅體制的位置;作為各個領域改革的交匯點,財稅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點推進成為率先踐行的突破口,從宏觀上理清了財稅體制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系;立足于現代財政制度與公共財政制度一脈相承的關系以及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的需要,以公共性、非營利性和法治化三大特征,從總體上勾畫了現代財政制度的基本形態。

  【關鍵詞】財政基礎理論 財稅體制改革 國家治理體系 現代財政制度

 

  一、引 言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系統部署,是從財政與財稅體制的全新定位開始的。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 《決定》)圍繞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寫了一段開宗明義的話:“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1]這一定位具有轉折性的重要里程碑意義。它標志著財政與財稅體制已經同國家治理緊密對接,并且,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進程聯系在一起,在彼此交融、相互促進的更高平臺上、更廣范圍內發揮基礎性和支撐性作用。

  對照以往黨和國家重要文獻中有關財政與財稅體制的表述以及財政學教科書,可以發現,圍繞財政與財稅體制的上述定位之所以說是全新的,其根本的理由在于,它實質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脫出以往的視野局限,站在國家治理的總體角度并以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對財政與財稅體制做出的全新理論概括或理論判斷。

  以理論創新引領和推動改革實踐,理論創新與改革實踐在交互作用中齊頭并進,歷來是中國改革道路的一大特點。事實上,在以往的30多年中,幾乎每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從理念、思路的形成到改革內容和相關舉措的安排,都同財政理論的創新密 切相關,都是建立在財政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的。透過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做出的一系列有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系統部署,我們能夠看到的,不僅是改革實踐層面的財稅體制改革進軍 “路線圖”,而且包括財政基礎理論建設層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深刻體會和把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圍繞財稅體制改革的若干重要論斷,以此為基礎,梳理、總結其中所蘊含的重大理論貢獻,不僅對于推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實踐,而且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財政基礎理論建設,無疑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嘗試的就是這項工作。

  二、從根本上擺正了財政與財稅體制的位置

  從總體上說,以往無論是學術界的研究語言,還是實踐層的工作用語,都將財政與財稅體制作為經濟范疇,在經濟生活領域內尋求定位,[2]極少有脫出經濟范疇、經濟領域的局限而歸結財政概念、財稅體制功能及其作用的先例。這一情形,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 財政: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以往關于財政概念的傳統表述基礎上,賦予財政概念全新的內涵:“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由“政府的收支活動或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活動”到“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關于財政概念表述的如此重大變化,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作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確立的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體系”的概念系第一次進入官方話語體系。與之相伴隨,財政的概念也是第一次被引入國家治理體系并在兩者的相互聯系中加以界定。認識到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全面覆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所有領域的概念,將以往主要作為經濟范疇、在經濟領域定義的財政,轉換至國家治理體系的總棋局上重新定位,這一變化的意義當然非同小可。它至少啟示我們,財政的活動平臺更高了,作用范圍更廣了。

  第二,注意到在“基礎”前面未加任何修飾語,意味著財政是國家治理的 “唯一”基礎。即便在“支柱”前面添加了“重要”二字,也意味著財政是國家治理的為數不多的支柱之一。

  第三,根據字義,治理與管理雖然密不可分,但兩者之間確有不同之處。國家管理視野內的主體通常只是政府,而在國家治理的視野內,其主體除了政府之外,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居民個人,體現的是統一共治的理念。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僅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將以政府收支為基本線索、主要表現為政府收支活動的財政與國家治理相對接,意味著財政并非僅僅著眼于滿足政府履行職能活動的需要,而是要滿足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和居民個人在內的所有國家治理主體參與國家治理活動的需要。就此而言,財政所面對的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需求。在更高層面、更廣范圍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是財政與國家治理相對接之后所發生的最突出變化。

  第四,從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角度定位財政,至少說明,財政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職能,而是一項可以覆蓋、牽動所有政府職能,具有基礎性和支撐性的政府職能。財政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范疇,而且是一個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整個經濟社會事務,牽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所有領域的基本要素。聯想到學術界歷來有財政學研究視角究竟屬于經濟學還是政治學,以及其他別的什么學科的爭論,[3]可以由此認為,從根本上說來,財政是一個跨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多個學科和多個領域的綜合性范疇。

  這樣的歸納和表述,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對于財政的認識深化了。財政不僅是政府的收支或政府的收支活動,而且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是第一次從根本上擺正了財政的位置。

作者簡介

姓名:高培勇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職務:副院長、學部委員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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