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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明源流 著就國史新篇 助力民族復興 ——紀念蘇秉琦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2019年10月12日 09:02 來源:文博中國 作者:孫慶偉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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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秉琦先生(1909-1997)是新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倡導者,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的創辦人。

  蘇秉琦先生從一處遺址(斗雞臺)、一類器物(瓦鬲)和一種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出發,成功示范了如何開展考古學研究。他以“區系類型”為手段,以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國古史為目的,敏銳地捕捉到中國考古學的“新時代”,滿懷熱情地展望“考古學的新世紀”,并無限憧憬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面對未來”。

  六十年考古,著述奠學科;半世紀傳薪,桃李滿天下。蘇秉琦是中國考古學的見證人、實踐者和思想家,他獻身于“人民的事業”,他締造了“學科的榮耀”。

  學生時代的無悔選擇,

  奠定了蘇秉琦一生事業之基

  蘇秉琦1909年出生在河北高陽一個家道殷實的家庭,父兄開辦有家族織布廠,由于經營有方,位居高陽布業之首。作為家中聰慧善學的幼子,他的未來早已有父兄的安排,那就是“振興家業,實業救國”。幼承家教,“在家盡孝、為國盡忠”的傳統美德早已厚植在少年蘇秉琦心中。1928年,蘇秉琦在保定“省立第六中學”畢業后來到北平,報名參加了北平工業學院的入學考試并被錄取,準備按照家庭的安排開啟自己的人生事業。但在北平期間,蘇秉琦目睹國家破敗,自覺萌生了“教育救國,興史救國”的遠大志向,決心舍棄家族企業,“改學中華民族的歷史以喚醒民眾”“讓國人深知民族歷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蘇秉琦不顧家人反對,放棄原來學業,重新報考北平師范大學學習歷史,此時的蘇秉琦所念茲在茲的是:

  吾愛吾國,

  甚至把身心奉獻,

  讓國土和民族不至沉亡,

  反得永生。

  斗雞臺是蘇秉琦學問人生的新起點

  彼時山河破碎,個人身世飄如浮萍,青年蘇秉琦的人生抉擇,真正體現了傳統士人“茍利國家,不求富貴”的價值追求和責任擔當。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1934年,蘇秉琦從北平師范大學畢業,在走出校門伊始,他就得遇一生的導師徐旭生。在這位“品德高尚”“學問淵博”的考古先驅帶領下,在這一年的秋天,蘇秉琦“迎著峭厲的西風”,向著陜西寶雞斗雞臺遺址進發,由此開啟了一生的考古之旅。沿途所見滿目瘡痍,關中的衰敗和陳寶祠的式微,讓蘇秉琦心中充滿了凄涼和悲壯,但徐旭生的一段慷慨陳詞激發了他對考古事業的堅守和對國家未來的期盼:

  此地過去極偉大,前途弘遠,徒因現在的小不景氣,從視為畏途!今日之士大夫,洵亡國的士大夫!尚將何言!尚將何言!

  國家危難之際,一群知識分子“肩披風霜、手執鍬鏟,莘莘然若農夫耕耘,癡迷于前朝古代文物史跡之追尋,其意盛矣!其功大矣!”斗雞臺是蘇秉琦學問人生的新起點,在這里,他遇到了“好的課題,好的導師,好的切入點”。從斗雞臺起步,蘇秉琦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考古之路,開始了六十年的圓夢之旅。

  20世紀30年代,在那樣一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民族危難時刻,支撐蘇秉琦考古報國的信念是郭沫若那一句“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依傍著這樣的信念與追求,蘇秉琦拋家離子,遠赴云南,與導師徐旭生在昆明黑龍潭度過孤獨清苦但又無比充實的七年。他全身心地投入斗雞臺遺址發掘材料的整理工作,“如癡似呆地摩挲每一件陶器”,潛心于解讀無字天書,最終“識破(陶鬲)這種中國文化特殊載體的基本運動規律”。歷經斗雞臺的風吹日曬和黑龍潭的七年“閉關”苦練,蘇秉琦早已是內外兼修,練就了考古學的至上功夫。此時此刻,考古學是剖析中國文化的手術刀,是破譯文明奧秘的解碼器。

  ▲1935-1936年在陜西寶雞斗雞臺發掘

  把考古學建設成真正科學的、人民的事業

  20世紀50年代,剛剛四十不惑的蘇秉琦心懷著對新中國的無限期盼,在考古界率先開始了“如何改造我們的工作”“如果使它們成為人民的事業”的時代思考。他敏銳地意識到考古工作既是“建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一種準備工作”,也是“建立中國物質文化史研究的一種基礎工作”。他前瞻性地呼吁考古工作者不能滿足和止步于提供史料,而是要努力地向先進的歷史學家靠攏,積極探索從“為考古而考古”到“為歷史而考古”的轉變之道,并在正確史觀的指導下開展歷史研究,即——“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研究歷史,反之,是為了改變歷史而研究歷史。”此時此刻,考古學是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源泉,是考古鑒今,疏通知遠的強大利器。

  ▲1945年于北京

  20世紀80年代,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撥亂反正進一步促使蘇秉琦深入思考“文物考古工作能不能為四化這個目標服務,做出貢獻。”他前所未有地意識到考古學所必須具有的“社會性”,前所未有地強調考古學所必須擁有的“實用性”。蘇秉琦從不坐而論道,徒具思考,而是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大力倡導“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考古學”,積極呼吁“考古工作也要為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服務,要從歷史的角度、實證的角度闡釋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的發展脈絡及演進過程。”此時此刻,考古學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知我中華、振興中華”大業的有機組成部分,考古工作真正融入了“人民的事業”。

  ▲1965年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20世紀90年代,進入暮年的蘇秉琦老驥伏櫪,壯志不已,全身心投入中國史前史的重建大業,他“把尋找中華古文明的民族靈魂和精神支柱,作為思考的重心”,期盼“真正從理論上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華國家這三個課題做出自己的貢獻”。此時的蘇秉琦對學科使命的理解已臻于化境——“考古原應回歸它的創造者——人民,這是它的從業者的天職。”此時此刻,考古學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面對未來”的探路者,是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前進方向的指路燈。

  ▲20世紀80年代后期于辦公室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蘇秉琦表現出異常的冷靜、淡定、滿足和無悔。他自述六十年圓一夢,他的畢生夢想,正是要把考古學建設成真正科學的、人民的事業。他恪守了自己的初心,實現了人生的理想,也參透了生命的真諦,并預見到美好的未來。蘇秉琦成就了自我,締造了學科,為后來者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考古學的未來,得從蘇秉琦教授講起;今后中國考古學的進步,只能在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

  蘇秉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二年了,但正如張忠培先生指出,“中國考古學的未來,得從蘇秉琦教授講起;今后中國考古學的進步,只能在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今天我們舉辦隆重的紀念大會,就是要追慕蘇公的人生理想,體悟蘇公的思考方式,弘揚蘇公的治學精神,并貫穿到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大業中去,這是我們對蘇公最好的紀念。

  ▲20世紀70年代為吉林大學師生講授

  《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

  學習蘇秉琦,就是要學習他拳拳的愛國之心和強烈的家國情懷 近代科學考古學發端于西方,但從考古學傳入中國之日起,這門學科就已與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進程,與近代中國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圖存深深地纏繞在一起。考古學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華文明長河的輝煌,也飽含著中華優秀兒女探尋文明榮光和民族自強的艱苦卓絕。回顧蘇秉琦的成長經歷和學術歷程,我們深深地感受到造就他一生事業成就的源動力就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無私的愛國者,一位具有宏大關懷的真學人。終其一生,考古從來都不是“避席畏聞文字獄”的避風港,也不是“著書都為稻粱謀”的工具,而是蘇秉琦書生報國的滿腔熱情和赤子丹心。在蘇秉琦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他始終心系學科,心懷家國,心憂天下,真正是以赤子之心著就了星斗其文,以自己的畢生追求和奉獻為中國考古學確立了典范,樹立了豐碑。

  ▲1985年1月于福州

  學習蘇秉琦,就是要學習他強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擔當意識 蘇秉琦的考古之路是一條探索之路,思考之路,他始終在思考為什么考古,考古學為誰服務這一根本性命題。蘇秉琦明確指出,“從學科角度考慮,古人是第一位的。從社會現實需要考慮,今人是第一位的。”考古學的出發點是“古人”,但考古學的著眼點是“今人”,“古人”是研究的對象,而“今人”是服務的對象。蘇秉琦向后來者示范了真正的考古學是要“眼中有古人,心中有今人”,考古學科歸根結底是為了“今人”而非“古人”。縱觀蘇秉琦的考古生涯,他始終保持有這樣的學科自覺和清醒意識,所以他從不“為考古而考古”,甚至也從不“為著史而著史”,而是把考古作為自己緊跟時代,報效國家,服務社會的具體手段和具體實踐。所謂“周道衰廢”,故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有鑒于“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故太史公“網羅天下放矢舊聞”“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以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蘇秉琦的考古觀,自覺地契合了中國傳統史學“志古自鏡”“修舊起廢”的經世理想,充分體現了傳統士大夫“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

  ▲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馬考古工作站觀摩陶器標本

  學習蘇秉琦,就是要學習他求真致用、學業經世的治學精神 “利濟蒼生,方是圣賢”,蘇秉琦一生學問元氣淋漓,大開大合,正源于他畢生追求考古學的人民性,主張考古學的根本宗旨不僅在“求真”,更在“求用”,“致用”是造就蘇秉琦學問氣象和人生格局的基本底色。蘇秉琦所求的“用”,不是謀取個人名利的“小用”和“私用”,而是造福國家民族的“大用”和“公用”。只有常懷“悲天憫人”之志,蘇秉琦才能醉心于對“事關民生國命者”追本溯源,才能夠自覺突破“兩個怪圈”,創造性地提出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歸納出中華文明演進的“三部曲”和“三模式”,才能夠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材料有機結合,締造出考古學的“中國學派”。蘇秉琦的學術成就昭示后人,“道不虛談,學貴實效”,考古學不能限于專業圈子的自矜自滿,而要有跨學科領域的關切關注;考古學也不能淪為“見物不見人”的死學問,而要有“透物見人”的真關懷。“致用”是學科存在的意義,是學科發展的動力,是學科創新的源泉。唯求其“用”,考古學才能避免無意義的知識累積,探尋到真正的學科精髓,攀升至真正的學科高度;唯求其“用”,考古學才能突破抱殘守缺的專業局限,才能掙脫孤芳自賞的專業自滿,才能遠離妄自菲薄的專業自卑,建設成面向社會、面向時代、面向人民的開放性學科;唯求其“用”,考古學才能擺脫少人問津,不被理解,投入不足的尷尬境地,才能建設成被國家重視,被社會接納,被大眾理解,具有強烈吸引力、廣泛影響力和旺盛生命力的大學科和大學問。

  ▲1987年“環渤海研討會”期間在煙臺博物館研究標本

  學習蘇秉琦,就是要學習他善于把握歷史大勢,堅持與時俱進的學術作風 “凡益之道,與時皆行”,蘇秉琦之所以能夠始終走在學科發展的最前沿,之所以能夠不斷地進行方法創新和理論創新,之所以能夠一直引領中國考古學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就在于他善于聆聽時代的聲音,善于把握時代的脈搏,善于追隨時代的步伐,善于把“學科發展的需要與社會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誠如蘇秉琦所言,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歷程經歷了兩大轉折: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考古學是救亡圖存的手段和利器;四十年前,改革開放呼喚對中國文化再認識再評價,考古學是“振興中華”的文化基石和有機組成部分。在此兩大歷史轉折點上,蘇秉琦總是審時度勢、牢牢把握、因勢利導,將自己的個體生命融入國家民族的興衰沉浮,將個人研究融入社會發展和時代需求,他真正做到了“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他是當之無愧的“考古學思想家”,是中國考古學的“圣之時者”。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我們的國家正迎來新的歷史轉折點,我們正身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考古鑒今,詮釋文明,是中國考古學百年未變之宗旨。新時代賦予學科新使命,新使命帶給學科新命題,當下的中國考古學將求何種之“真”,發揮何種之“用”,這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歷史告訴我們,“凝練文明基因,闡發傳統價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復興”是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核心使命,走過百年歷程的中國考古學即將迎來新的輝煌。

  凝練文明基因是中國考古學與生俱來的天職 文明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人類文化的高峰,是人類生存的方式。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中唯一連續沒有中斷的文明,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寶庫。凝練文明基因就是要用考古學的手段,科學闡釋蘊含在古代遺存中的優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

  闡發傳統價值是中國考古學不可推卸的責任 價值是文化的靈魂,是文明的質量,是民族的血脈。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為人類社會貢獻了獨特的價值,中華民族“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傳統歷久彌新,熠熠生輝。闡發傳統價值,構建中華文明價值體系,要著重于講清楚中華文明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道路,講清楚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類文明中的獨特貢獻,講清楚中華文明優秀基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中的當代價值。

  厚植文化自信是中國考古學的當代使命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稟性氣質,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標識,中華民族以其特有的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就是要為時代立心,為社會立范,為國家立人,為世界立德。在文化自信的宏大敘事中,考古學具有其他學科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中國考古學的未來一片光明,大有可為。

  助力民族復興是中國考古學的無上榮耀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的復興,歸根結底是文化的復興、文明的復興。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民族復興的活水源頭和文化沃土,豐富的文化遺產是文化繁榮的深厚滋養,在民族復興大業的進程中,中國考古學必將綻放異彩,鑄就輝煌。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偉大的時代需要宏大的學科,偉大的時代造就輝煌的事業。前賢已矣,有待來者,吾輩奮起,砥礪前行,為中國考古學再譜新篇,再續華章。

作者簡介

姓名:孫慶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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