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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克思早期思想“轉變”與發展的一點看法 ——以《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為中心
2019年10月12日 09:07 來源:《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孫熙國 王緋璠 字號
關鍵詞: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轉變

內容摘要:在馬克思早期思想的“轉變”與發展過程的研究中,關于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國內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因而,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與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起收入《德法年鑒》,并被馬克思高度評價為“天才的大綱”,這表明了實踐的趨同促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理論上的殊途同歸。總之,在討論馬克思思想的“轉變”與發展時,應特別注意以作家個人實踐活動的階段性進程來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演進,以馬克思一生奮斗目標的“始終如一”來把握馬克思思想的精神實質。

關鍵詞: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轉變

作者簡介:

  在馬克思早期思想的“轉變”與發展過程的研究中,關于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國內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主要有“一次轉變”與“兩次轉變”兩種說法。一次轉變論認為,馬克思在1843年末就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質變,此后都是在此質變基礎上的量變。兩次轉變論認為,馬克思在1843年末只完成了第一次轉變,所達到的程度僅是哲學上的費爾巴哈式人本主義與一般唯物主義,以及政治上的哲學共產主義;直到1845-1846年,才完成了向歷史唯物主義與科學共產主義的第二次轉變。作為馬克思早期發表的重要文本和一次轉變論所認同的唯一的思想質變節點,《論猶太人問題》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成為了兩次轉變論指斥“不成熟性”與“非科學性”的焦點。本文圍繞這兩篇文章,在現有的一次轉變論與兩次轉變論的闡釋框架之外,試圖以馬克思的“始終如一”的總目標與其在不同階段所要完成的不同的歷史任務作為兩個基本視點,重新考察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的理論內涵與思想方法究竟發生了何種意義上的“轉變”,又在何種意義上堅守著本初。

  一、走出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兩個誤區

  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把握住思想家較為穩定的核心特征與精神實質,另一方面又要從動態發展的角度解釋其思想演進過程。具體到馬克思思想研究來說,則要把握住兩個核心點。其一,馬克思實現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總目標是“始終如一”的,這是其思想在早年、中年和晚年能夠保持相對統一和穩定的一面;其二,馬克思具有革命家與理論家的雙重身份,其思想發展是緊貼著時代的社會實踐進程的,這是其發展性的一面。循此思路考察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發展,恐怕需要先走出兩個誤區。

  誤區之一:以相對成熟時期的“文本表述”作為審查早期著作的基本依據。

  有學者以中后期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作為歷史唯物主義成熟的參照系,確定市民社會的成熟定義為“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然后摘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涉及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三段論述,認為其無一呈現成熟定義中“物質生活”意義。最后列舉《論猶太人問題》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私人逐利活動解釋市民社會的核心特征的種種證據,如后一種是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由此斷定歷史唯物主義最初形成于《德法年鑒》時期而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1]

  但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形成的根本標志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什么?如果在這一問題上不能達成共識或存在模糊性認識,基于“文本表述”而形成的馬克思思想轉變的“分期與節點”的結論和認識,就變得很不可靠。阿爾都塞與麥克萊倫使用同樣的方法,卻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阿爾都塞根據馬克思在1841-1844年間的很多著作中默默重復或轉述了費爾巴哈的文字,由此就斷定馬克思有一個“費爾巴哈階段”。[2]52麥克萊倫則相反,他根據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關于宗教批判的大量比喻是移植于鮑威爾的,由此便得出了鮑威爾對馬克思的影響甚于費爾巴哈的結論。[3]77-84

  即便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自己的論述為論據,由于詮釋者對這些論據理解的不同、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特征理解的差異,也會導致對馬克思思想分期和節點劃分產生截然不同的認識。同樣以恩格斯的論述文本為依據,一次轉變論摘取其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的一段論述,作為將馬克思思想轉變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質變點安放于《德法年鑒》的證據[4]247-248;而兩次轉變論則摘取其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的回憶材料,斷定費爾巴哈曾對馬克思有決定性影響。[4]313類似地,一次轉變論引證列寧《卡爾·馬克思》中對馬克思早年思想史的論斷,[5]兩次轉變論則認為列寧在沒有讀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重要文本的情況下做出的判斷一定存在偏差。[6]

  相對成熟時期的“文本表述”,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特征來說,無疑是有益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透過“文本表述”達于馬克思的“思想本質”。因此,在以相對成熟時期的“文本表述”為基本依據審查早期著作之前,必須明確一個問題: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一個愈發完善和豐富的過程。然而,推進、完善和豐富并不意味著本質屬性的改變。思想家后出的文本對前面的文本通常是一種超越。但超越有兩種,一種是推翻了前面的觀點和看法,另一種是豐富發展和完善了前面的基本思想和觀點。馬克思屬于后者。

  誤區之二:以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和黑格爾術語的使用和著作“引述”作為馬克思思想發展存在一個“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階段的依據。

  兩次轉變論形成之初,便是以此為判定原則,根據德法年鑒時期的馬克思分析宗教與政治的現實問題時照搬了一些具有費爾巴哈人本主義與一般唯物主義色彩的術語,因而判定此時的馬克思的方法論與思想層次尚停留在“費爾巴哈階段”。[7]12但是,借用他人的術語或引用他人的論述,并不意味著引用者在根本旨趣和立場觀點上同被引用者相一致。例如我引用孔子的語錄,并不意味著我就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我使用了孔子的方法也不意味著,我在根本思想上同孔子一致。思想家在闡述自己思想和建構自己體系的時候,往往會引述“六經”,但“六經”往往是用來“注我”的,作為一個創造性思想家的馬克思尤其如此。

  走出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上述兩個誤區的根本和關鍵就在于把對思想史的理解和研究安頓在社會歷史實踐的進程之中。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認識之源。思想史不會離開人類的社會實踐的進程獨立地發展,它的變化和發展一定是附著在社會歷史實踐的變化和發展之上的。[8]30馬克思的思想生成史是馬克思不斷探索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道路的現實路徑和思想方法的歷史,而不是馬克思的文本陸續被黑格爾、鮑威爾、費爾巴哈、赫斯、盧格等人的文本澆灌而成的歷史。因此,文本研究的重心既在文本之中,更在文本之外的社會歷史實踐與作家的政治革命實踐之中。在研究馬克思思想時,我們首先應該關注每一時期的文本究竟要解決什么現實問題。解讀康德、黑格爾這樣終身在大學中從事純粹理論活動的職業哲學家時,尚且不能拘泥于文本,而須考察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意識形態環境。對于以一生大半時間參與政治革命實踐的馬克思來說,則須充分考慮到其實踐活動對理論活動產生的指向性影響。

  馬克思永遠首先是一名戰士,然后才是學者。“卡爾·馬克思是那些罕見的天才之一,他們不論在科學或社會活動方面都是數一數二的。馬克思把這二者結合得十分緊密,除非我們同時把他當作科學家和社會主義的戰士,我們就永遠不能了解他……同時他又認為,如果一個有學問的人不愿意自己墮落,就絕不應該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不應該整年整月地把自己關在書齋或實驗室里,像一條藏在乳酪里的蛆蟲一樣,逃避生活,逃避同時代人的社會斗爭和政治斗爭。”[9]68誠然,一次轉變論與兩次轉變論并未放棄作家實踐活動這一重要維度,只是未將該維度貫徹到系列文本的具體闡釋中。從1837年至1843年末,馬克思先后身處普魯士大學、革命報刊、法國巴黎3個工作環境。作家顛沛流離的實踐際遇為其開辟了一個個新環境,環境的變更又改變著作家的實踐對象和實踐活動的性質,改變著作家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面對的問題更新了,此前用來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就相對“陳舊”了,新問題與舊方法的矛盾便推動著作家探索新的方法。從《博士論文》到《萊茵報》政論論文,再到《論猶太人問題》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的一系列早期文本呈現出這一階段性變動與發展過程。

  不論是問題任務,還是思想方法,這些都是在馬克思成長過程中不斷變革和發展的東西。但是,馬克思能夠成其為馬克思還需要一個不變的內核,它使前兩者的變革發展成為可能,那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總目標”。從中學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立志選擇“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到《博士論文》以成為“哲學日歷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羅米修斯自勉;從《萊茵報》政論文為勞苦人民的權益而“向德國制度開火”,到《德法年鑒》訴諸無產階級革命的“人類解放”學說,馬克思的實現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人類解放的總目標從未改變。正是這一堅強內核,使馬克思終生投身政治革命實踐,無視威逼利誘,義無反顧地顛沛流離于不同環境之間,在不同環境內始終自強不息地思考和回答時代問題、探究和完成時代任務。因此,我們說歷史上只有一個“目標始終如一”的馬克思,就是因為他的實現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總目標”,一生從未改變。但是,在他所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上又面臨著不同的具體任務,這是時代給馬克思出的試卷。為了回答這份試卷,解決時代的問題,完成時代的任務,馬克思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由此便形成了馬克思不同時期的思想文本的具體內容。

  二、實踐活動的階段性變革與思想方法的歷史演進

  從1837年到1843年末,在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這一總目標的堅強支撐下,馬克思先后更換了3個工作環境(柏林大學、革命報刊、法國巴黎),其政治革命實踐經歷了3個時期(博士俱樂部時期、萊茵報時期、德法年鑒時期)。從大學時代開始,馬克思就展露出以實踐為旨歸的治學路徑。在潛心書本的同時,已經通過與青年黑格爾派的接觸開啟了與其學術生涯并行始終的政治實踐生涯。青年黑格爾派以黑格爾學說中頗具革命性的理論工具,試圖以自我意識哲學突破普魯士的反動宗教,表達了新興德意志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其所創立的博士俱樂部,既在柏林這個普魯士王權與保守勢力中心開辟了進步思想的基地,又為馬克思——當時還是一名由中產家庭供讀于柏林大學的青年學生——提供了可能接觸的較為激進的實踐環境。而在馬克思加入博士俱樂部之初,俱樂部成員普遍年長于馬克思的事實也證明了馬克思在介入政治實踐方面異于常人的“早熟”。

  但相較已經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英法兩國來說,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很不充分,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因而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基本限于溫和啟蒙運動的范圍。毋庸諱言,在博士俱樂部時期,馬克思所投身的實踐環境、實踐活動的對象與性質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較深。在思想方法層面上,馬克思亦受黑格爾、鮑威爾啟發較多。這表現在《博士論文》研究對象的選取與行文表達的風格上。論文選取了古希臘哲學中的“自我意識哲學”——伊壁鳩魯哲學——作為研究對象,須知伊壁鳩魯哲學曾被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拿來隱蔽地武裝自己,[10]35-36而訴諸伊壁鳩魯派的“自由”與“哲學”的思想資源繼續向普魯士反動宗教開火的做法,也延續了青年黑格爾派尤其是鮑威爾的宗教批判思想,且論文使用的諸多術語與表述習慣頗具黑格爾色彩。然而,脫開這些表象之后可以看到,馬克思在受其啟發之余,也對之進行了反思與超越。反思與超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馬克思有著比黑格爾與青年黑格爾派更為進步和卓越的目標。誠然,馬克思的“總目標”在《博士論文》之中尚未明確表述為“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但卻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著自身:高度評價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運動,揭示出蘊含于其中的人的主體性的確立、自我精神的解放、心靈恐懼與焦慮的消除的象征意味,使人擺脫自身的壓迫,從而實現思想解放;提出“定在的自由”與“哲學的世界化”,使人擺脫社會的壓迫,從而實現政治解放;從“感性”“對象性”出發,從人對自然的實踐關系出發,使人擺脫自然的壓迫,從而實現經濟解放。因而,《博士論文》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青年黑格爾派溫和啟蒙主義的問題意識,但又以思想、政治、經濟三維解放的萌芽方式融入了尋求人類的解放、自由、幸福的總目標,從而超越了單純的溫和啟蒙性質。

  實踐高度決定著理論高度。由于尚未直接觸及普魯士政治現實與社會物質利益問題,《博士論文》與其后萊茵報時期將“批判的武器”上升到“武器的批判”的一系列政論文相比自有其歷史局限性,這就是黑格爾學說的保守性、妥協性沒有得到展示,論文的現實訴求也與青年黑格爾派存在部分、暫時的一致性。然而,一旦馬克思的實踐對象直接對準了普魯士的現實政治與勞動人民的生存狀態,馬克思與代表著柏林小資產階級意志的青年黑格爾派的關系便從“和而不同”立即轉為“分道揚鑣”與“全面批判”。馬克思對普魯士“意識形態襁褓”的徹底突破、乃至進行全面自由的思想創造便勢在必行了。

  隨著保守宗教勢力重新上臺,鮑威爾被逐出講壇,馬克思因二人的親密關系以及《博士論文》的激進態度而受到牽連,被迫從大學轉向報刊謀生。(實際上,馬克思放棄任教之路也不完全是被迫的,他本有機會以向波恩大學的神學教授們低頭為代價獲得教職,但他的總目標不允許他這樣做。)比起大學講壇來說,由科倫資產階級股東掌握的《萊茵報》給了馬克思更加自由的一方實踐天地。馬克思的身份由青年學生與未來的大學教授一躍成為激進文章的供稿人與革命報刊的主編,實踐對象亦從古希臘哲學轉向普魯士現實政治,后者則涉及到真真切切的物質利益問題與勞動人民的生死存亡。要打擊極端反動與保守的地主階級,就必須投身到與書報檢查令、林木盜竊法的真刀真槍的現實斗爭當中。這種現實斗爭使得馬克思的實踐活動與思想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革命民主主義的性質(當然,馬克思在普魯士特權階層面前為底層勞動人民發聲的政治實踐的性質絕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狹隘格局所能概括的,而是早已超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限度)。與此同時,徹底反思與全面清算黑格爾與青年黑格爾派的需要愈發緊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襁褓”以馬克思為中介,踩在了普魯士的火熱的現實大地上。而萊茵報時期的一系列政論文,便是馬克思在二者之間掙扎、求索、突破的艱難歷程的記錄。新問題與老方法之間的矛盾,不斷推動著馬克思迸發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火花。馬克思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論斷散見于《萊茵報》政論文之中,僅舉三處。[11]155、161、176報紙被查封后,被迫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的馬克思對這些積累了一年之久的困惑、經驗與論斷進行了集中清理,最終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形成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結論,這是實踐的萊茵報時期與理論的克羅茨納赫時期的共孕結晶。

  由于馬克思激進且不妥協的態度,普魯士政府最終決心查封《萊茵報》。像當初不肯向神學教授們低頭而選擇到報刊工作一樣,站在十字路口的馬克思再次拒絕了來自以高等法院樞密顧問埃塞爾為代表的普魯士政府的收買,選擇了一條到境外繼續創辦刊物的艱險之路。[12]31當時有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個備選地點。盡管相比較吸引年輕的馬克思夫婦的斯特拉斯堡和具備更多出版自由的布魯塞爾來說,有著限制出版自由的保證金制度與反動的九月法令的巴黎并不是最佳選擇,但出于更加接近德國生活以及借用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資源來解決單靠德國自己解決不了的民主革命問題的主觀設想,馬克思最后還是選擇了巴黎。從那段時間的通信可以看出,直到馬克思動身搬往巴黎的前幾天,占據他頭腦的仍然是立足于實現普魯士底層勞動人民福祉的民主革命問題,邀請費爾巴哈給《德法年鑒》創刊號所寫的文章仍然是用來批判謝林哲學與普魯士政治的。[13]438-446

  然而,事情的客觀發展完全超出了主觀設想,訴諸德法聯盟以推動普魯士政治宗教改革的神話被法國巴黎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的現實點醒了。[2]69心念普魯士人民民主革命的馬克思縱身一躍,跳進了火熱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心,從而面臨著實踐活動、問題意識與思想方法的全面革新。馬克思來到巴黎后,迅速通過與他相鄰而居的長年流亡巴黎的德國社會主義作家莫伊勒建立了與當地工人秘密團體的聯系,結識了路易勃朗、海涅等一批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進步作家。[9]249、254在法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與10萬巴黎的德國工人的影響下,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與工人運動日益合流的現實中,馬克思首次發現了“現代無產階級”的概念,而這在以前是他所不甚熟悉的。從1843年10月底移居巴黎到1844年2月《德法年鑒》出版,在短短的3個多月的時間內,馬克思迅速找到了比啟蒙運動、民主革命更能實現其總目標的現實路徑——以市民社會改造、無產階級革命、人類解放為核心內容的科學共產主義運動,而這之所以可能則完全在于馬克思總目標的“始終如一”與政治實踐的階段性變革。關于在巴黎接觸社會主義者與工人運動的直接經驗對于促成馬克思思想的飛躍產生了何種決定性作用,麥克萊倫在反駁認為《德法年鑒》時期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立場完全是從純思辨角度推演而出的觀點時給予了充分說明。[14]83-92

  馬克思并非在巴黎才首次接觸到共產主義問題,早在萊茵報時期就因為與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實質上為商業利益沖突的論戰而偶然地卷入對共產主義的研究與評價中。為了回應《總匯報》的攻擊,馬克思首次接觸到一批法國社會主義著作,并參加了一個由科倫知識分子團體舉辦的社會主義研討會,實際上已經開始了關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論活動。[15]33-34但這種僅限于間接經驗的理論活動,根本不足以像巴黎時期的直接經驗的實踐活動一樣推動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的飛躍。雖然比起英法來說,德國的工人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落后得多,但依然是此起彼伏、暗流涌動。就在馬克思離開德國僅數月后,積蓄已久的德國工人運動爆發為西里西亞織工起義以及隨后一系列的工人罷工與工人合作社成立運動。[16]35-42但從萊茵報時期的文本中,除了主張對共產主義持審慎態度之外,幾乎看不到馬克思曾感受到暗流涌動的德國工人運動的痕跡。然而,馬克思未曾在普魯士境內發現的東西,卻在巴黎的德國僑民勞工的身上強烈感受到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最終將德國解放與人類解放訴諸德國無產階級的覺醒與革命,可以看作是身處普魯士境外的馬克思對境內即將爆發的德國工人運動的一種感知和預見。

  問題意識與思想方法的轉變,現代無產階級概念的發現,這一切之所以可能,似乎都在于馬克思“偶然地”選擇了巴黎。然而如果將馬克思從德至法、從法至英的空間轉移看作是其追逐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潮頭的過程,如果看到“始終如一”的總目標如何支撐著馬克思在一個個十字路口作出不斷追逐歷史潮頭而逐步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抉擇,我們就能抓住馬克思思想演進過程中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來自于馬克思始終不渝的總目標與積極投身實踐的革命家身份。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殊途同歸也可證明這一點。出身和經商的偶然性使恩格斯更早地在英國完成了共產主義問題意識的形成。豐富、超前的實踐經驗不僅彌補了他相對不足的哲學天賦,還使其一度作為“第一提琴手”,在馬克思最欠缺的關于工人運動與共產主義的直接實踐領域內幫助、啟發了馬克思。因而,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與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起收入《德法年鑒》,并被馬克思高度評價為“天才的大綱”,這表明了實踐的趨同促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理論上的殊途同歸。

  馬克思的問題意識由于政治環境與實踐活動的改變而得以迅速更新,但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卻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馬克思對市民社會本身進行政治經濟學維度的細致批判。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這個萊茵報實踐的理論結晶蘊藏在《克羅茨納赫筆記》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兩部手稿中還未及面世,就因為問題意識的再度飛躍而“陳舊”了。“陳舊”不是否認該命題在歷史唯物主義創立過程中的奠基性意義,而是說在馬克思尚未對市民社會本身與政治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之前,單靠這一萊茵報時期的理論成果難以完滿地論證共產主義的現實路徑。由于老方法難以完滿地解決新問題,新方法的創立又有待時日,這就給他人思想的進入留有了空間。因而,《論猶太人問題》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青年黑格爾派宗教批判的問題意識,并受到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異化史觀的啟發,但又始終對其持有明確清晰的保留與批判態度。馬克思在通信中激烈批評柏林自由人小組,并談到費爾巴哈過多地強調自然而過少地強調政治,就是因為相比于在柏林酒館里與街頭上空談墮落的青年黑格爾派以及在鄉間隱居避世的費爾巴哈來說,馬克思在實踐活動與問題意識上都已經遠遠走在了前面,因而他意識到青年黑格爾派與費爾巴哈的思想本質上也只是對德意志意識形態襁褓的一次不徹底的突破與不自由的創造。然而,實踐活動與問題意識的急速更新,市民社會與政治經濟學細致解剖的欠缺,對青年黑格爾派問題意識的承繼與對費爾巴哈思想方法的參考,諸多原因使得馬克思的這兩篇早期著作呈現出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這兩詞經常作為馬克思“哲學共產主義”階段特征的專屬描述詞匯而被使用,但毋寧說是貫通始終的邏輯力量)。相比于恩格斯直接從政治經濟學的經驗實證研究中得出共產主義結論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來說,這兩篇文章被指斥為“不成熟”“非科學”的“哲學共產主義”著作也就難免有“據”可循了。

  三、歷史邏輯與文本邏輯

  從兩個基本視點——“始終如一”的總目標與社會歷史實踐的階段性進程——梳理清《德法年鑒》時期前后的歷史邏輯之后,還需從《論猶太人問題》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析出文本邏輯與之相確證。文本邏輯是對歷史邏輯的一種堆疊與重構,它將前后相繼又獨立起源的經驗綜合起來,將作家實踐活動的階段性進程積淀為一個邏輯統一體。因此,就像從一塊完整的古生物化石中讀出一部線性的物種進化史,文本研究也必須從統一、囫圇的文本邏輯中讀出被壓縮的、分層的歷史邏輯,從讀書頌詩進至知人論世。否則,只從文本邏輯入手,勢必受馬克思特有的邏輯力量左右而引出這樣錯覺:馬克思“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初級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普魯士宗教與政治的具體問題上首次嘗試,便邏輯地推演出人類解放學說與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結論,因而斷定馬克思此時尚處于“哲學共產主義”階段。

  誠然,《論猶太人問題》確實是從批判鮑威爾歷史唯心主義破題的,而批判的武器也可看作是由萊茵報時期形成的基本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來。結果顛倒了鮑威爾的思路,將政治解放置于宗教解放之前。既然政治解放乃是宗教解放之條件,那么文本便可從宗教解放的破題自然而然地過渡到政治解放的正文。此后的一系列分析——關于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局限性的批判,提出超越性的人類解放思想,主張市民社會的改造,乃至留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明確表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路徑——便似乎都可看作是文本邏輯自身進展的結果了。此即拋開歷史邏輯后,孤立的文本邏輯所呈現出的樣子,也是“哲學共產主義論”的斷定依據。但“所以為言者”始終立于“言者”之先,文本雖名為“論猶太人問題”,實則要論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本質、局限,乃至資產階級革命之后人類向何處去的大問題。文章雖然是接著青年黑格爾派宗教批判的“舊話”來說,但真正要言說的卻是作家個人經由萊茵報時期與《德法年鑒》時期兩段政治實踐史所沉積下來的最新思想結晶。因此,如果說文章的破題尚且仍與鮑威爾在同一層面上對話,那么后文關于繼資產階級革命之后人類文明制度轉型及其實現路徑的討論已經完全不是宗教批判的視野所能包括得了的。馬克思也曾在給盧格的信中表露,自己批判鮑威爾不過是想借德國最火熱的宗教與政治問題作為突破口,“盡我們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東西偷運進去”。[13]443

  總之,相較于搜集材料、串聯文段、整飭邏輯這些文本外再生成的具體工作而言,文本內部所要陳述的思想以及陳述所依據的方法已經“先天”客觀地存在了。然而,這一“先天”客觀存在的內核又是此前歷史邏輯進展的成果,是“后天”生成的沉積物。在為具體文本定性、乃至作家思想史分期的研究中,應特別注意從表面的文本邏輯讀出背后的歷史邏輯。

  四、結論

  由于種種復雜的學理爭議與其他社會歷史實踐的原因,在馬克思思想研究中出現了貶抑早期著作價值、人為制造青年馬克思與成熟馬克思相互對立的錯誤傾向。要破除現有的陳舊框架,就必須抓住馬克思思想研究的兩個基本點:其一,馬克思實現無產階級與人類解放的總目標“始終如一”,他一生的實踐與學術歷程只是不斷地豐富、發展和推進這一思想,為實現這一崇高理想而尋找具體的現實路徑;其二,馬克思兼具革命家與理論家的雙重身份,這使得馬克思在一生的不同歷史階段,由于身處的客觀環境不同、實踐活動的對象不同、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不同,相應地,其思想方法和為了完成歷史任務而形成的理論也就呈現出了階段性特征。總之,在討論馬克思思想的“轉變”與發展時,應特別注意以作家個人實踐活動的階段性進程來把握馬克思思想的演進,以馬克思一生奮斗目標的“始終如一”來把握馬克思思想的精神實質。

 

  來源:《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簡介

姓名:孫熙國 王緋璠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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