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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度的視角觀照印度“民族問題”:官方范疇與制度框架的歷史形成
2019年10月11日 08:54 來源:《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吳曉黎 字號
關鍵詞:印度“民族問題”;多樣性范疇;少數社群;多樣性中的統一

內容摘要:

關鍵詞:印度“民族問題”;多樣性范疇;少數社群;多樣性中的統一

作者簡介:

  摘 要:關于印度“民族問題”,本文提出應從印度出發理解印度,跳出“民族”框架,研究其上一級問題,即印度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對待內部文化多樣性的問題。獨立后的印度在“多樣性中的統一”的國族敘述之下,并沒有一個像中國的“民族”一樣具有政治和治理意義的統一范疇來水平劃分組成國族的多元單位,她的多樣性范疇和制度可分三個層面:聯邦結構之下多層次的政治自治權與地區-文化單位的疊合;以語言和宗教為依據劃分的文化范疇和少數社群范疇及相關的文化權利;旨在提升落后群體的保留名額制度又將全部人口分成了三類,分類識別的基本單位是種姓、部落和宗教少數社群整體或其內部的亞社群(類種姓)。這些范疇和制度的形成,要追溯到自英國殖民以來的印度國家建構過程。

  關鍵詞:印度“民族問題”; 多樣性范疇; 少數社群; 多樣性中的統一

  作者簡介:吳曉黎,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社會研究室副研究員。

  基金: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課題“中國周邊跨境民族與一帶一路國家民族問題調查研究”和“人類學視野下的‘傳統-現代’轉型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在國內民族學界,印度的民族問題是一個引起關注,1但總體來說研究不足的領域,這種不足既體現在對經驗事實的認知上,又體現在研究框架上。作為出發點,國內學者通常參照中國民族識別的理論依據——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尤其是共同語言標準來對印度人口進行民族劃分。比較早對印度人民進行整體性民族劃分的是1991年出版的《印度社會述論》一書,該書提出印度有11個主要民族,占人口的82%,此外還有大量部族。2這里列舉的11個主要民族包括印度斯坦族、泰盧固族、孟加拉族、錫克族等,除了錫克族以宗教命名,其他都是以語言命名的。這一劃分為國內后來的研究者所沿用。例如2003年的列國志叢書《印度》一書,只是將主要民族增加到了13個,增補了拉賈斯坦族和比哈爾族,并將錫克族改為旁遮普族3——也就是統一以語言劃分民族。

  首先,以語言作為民族劃分的標準,需要先確定語言的獨立身份,有時候這本身就是一件有爭議的事。印度斯坦語、拉賈斯坦語和比哈爾語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印度斯坦語(Hindustani)有兩種書寫形式,使用波斯-阿拉伯字母的烏爾都語(Urdu)和使用天城體字母的印地語(Hindi)。當北印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反殖自由運動后期漸行漸遠的時候,烏爾都語被塑造為穆斯林的身份標志之一,而印地語則成為印度教徒的語言。印巴分治之后,北印的民族主義者試圖純化印地語,清除被視為穆斯林的語言的烏爾都語影響,并更多使用梵語詞匯。無論如何,在獨立后的印度,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各自擁有國家層面確認的獨立語言身份,印度斯坦語這一舊稱則不是官方認可的語言范疇。另外,語言都包含了方言,而拉賈斯坦語(Rajastani)和比哈爾語(Bihari)在印度國家層面,就被視為是印地語的地區方言。這兩個邦都屬于俗稱的“印地語地帶”(Hindi belt)的一部分,官方語言都是標準印地語。但是在拉賈斯坦邦,讓國家承認拉賈斯坦語為獨立語言的呼聲很高。而比哈爾是另外一種情況:比哈爾語的多種地區方言(拉賈斯坦語同樣包含了多種地區方言)中,有方言已經獲得了獨立語言地位,被納入了印度憲法所附第八表的“印度諸語言”之中,4還有不少方言正在爭取這一地位。因此,是否是獨立語言,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學的問題,也是一個認同政治的問題。從語言的角度,可以作為參考的是被列入印度憲法所附第八表的那些地區語言(排除梵語這樣因為歷史意義而被納入第八表的語言)和正在爭取進入第八表的語言(見下文),它們代表了印度突出的語言身份,包括語言人口數量上的分量。

  其次,“民族”(nationalities)作為一個復合概念包含了多重元素,語言并非任何時候都是其首要標志。這突出地反映在巴基斯坦的分離上:如果北部印度使用印度斯坦語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政治精英自認為同屬一個民族,恐怕也不會有印巴分治了。5孟加拉地區倒確實有更強的孟加拉語言文化身份認同,在分治方案中也曾有過保留統一的孟加拉的構想。與此同時,也有說不同語言的群體成功建構起一個共同的民族身份的例子,如印度東北部的那伽人(Naga)。6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能不考慮群體動員對于民族意識的塑造。一個群體的客觀文化標志物是多重的,是群體動員選擇并賦予了客觀文化標志以主觀和象征意義,成功與否則又是另一回事。

  再次,還有一個值得討論、用于印度會存在問題的理論取向,那就是把民族作為一個目的論概念,認為印度的“民族發育程度和成熟程度較低”,但將來會發展得更充足。7這種目的論來源于蘇維埃學派,即認為民族必然經歷特定的歷史形成過程和發展階段。蘇聯學者對于印度民族問題也提出過看法,認為族群(這里的族群是指在真實或神話層面具有共同起源的群體)意識,在客觀因素,如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紐帶以及社會生產中的相似角色的作用下,會朝向民族意識發展。在這個歷史過程中,語言被視為凝聚民族意識的首要因素,而種姓和宗教則是妨礙性的力量。8目的論的問題,是強使現實適應理論,也因此無法解釋現實。比如說,這樣的理論取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說泰盧固語的“泰盧固民族”在建立了統一的安得拉邦之后,還會有地區性的分立新邦運動。

  綜上,本文強調從印度出發理解印度,才有可能真切把握她的現實脈動。在我們關心的議題上,這意味著首先跳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理論話語的限定,把印度有多少個民族、有怎樣的民族政策、民族問題這樣的問法轉換一下,去問它們的上一級問題——這就是印度和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歷史的多文化、多族群的文明社會,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對待內部多樣性的問題。這關系到整體的國家建構和政治秩序。在中國,這一問題凝聚為以“民族”為中心的概念建構和制度、政策實踐,而印度有她自己問題化的方式,有自己處理這些問題的理念和制度。在對印度的多樣性問題和制度實踐進行評估之前,首先需要理解涉及多樣性的官方范疇(亦即國家通過法律、政策正式確立的范疇)和基本制度的歷史形成。這正是本文要做的。而追問這個問題我們要回到印度的國家建構過程。

作者簡介

姓名:吳曉黎 工作單位: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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