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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 李墨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屬性
2019年10月11日 09:12 來源:《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鎮江)2019年第2期 作者:趙剛 李墨文 字號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性/時代屬性;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性/時代屬性;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時代是思想之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近代覺醒以來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在反帝反封建斗爭、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屬性不盡相同。但是,無論在何種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都是圍繞著國家、民族主義和社會發展道路展開的,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時代屬性的基本規律。

  關 鍵 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性/時代屬性  

  標題注釋: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2017-GMG-02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15XMZ013)。

  作者簡介:趙剛,延邊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從事民族理論與政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李墨文,延邊大學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從事民族理論與政策、朝鮮族民族問題研究,吉林 延吉 133000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團結] 特約主持人 金炳鎬,孟凡東

  主持人簡介:金炳鎬,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從事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民族關系、民族學研究;孟凡東,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從事馬克思主義東方學、近現代中華民族復興歷程、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與建設史研究。

  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1]72。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雖然紛繁復雜,但在一定歷史時期都呈現出較為穩定的“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此時“意識”就會打上“時代”的印記。民族“意識”也是如此,“安德森認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性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modernity)過程當中的一次深刻變化”[2]8。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由“自在”發展到“自覺”與近代中國追求“現代性”的“時代”密切相關,并在隨后的“時代”更迭中彰顯著時代屬性,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時代”的召喚,又是對時代“主題”與“特點”的詮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彰顯時代特點,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時代的需要下不斷進行建構的,“時代”的變遷影響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從“民族”的視閾來看,“現代性”的時代也就是民族國家時代,在民族國家時代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成為迫切需要,民族國家時代下的中國國情特點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注入新內容。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特點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3],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由“自在”發展到“自覺”是“時代”使然,鄭大華教授認為:“中華民族自我意識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尤其是甲午戰爭后,隨著中華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而逐漸形成的”[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特點為中國“民族”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時代訴求,一是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他們通過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強迫晚清政府和民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控制中國經濟和培養代理人等多種手段,把中國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就造成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社會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5]631。帝國主義“他者”的到來激發了中國人的“中華民族”觀念,梁啟超說:“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于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6]1-2。在帝國主義“他者”的映襯下,中國人的“整體”觀和“民族”觀開始形成,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帝國主義入侵所帶來的中國人“民族”意識。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帝國主義用文化侵略“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西方文化觀念使中國延續上千年的文化傳統出現危機,“天下主義”“夷夏之辨”觀念在西方民族主義價值理念的沖擊下開始崩塌[7]34。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洛克的民族主義思想、黑格爾的民族主義等觀點,迫使“傳統民族觀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從理論上逐漸生成,成為指導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7]40。梁啟超、楊度、章太炎、孫中山、鄒容等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闡述了“民族”的思想和理論,初步構建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這是古老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民族思想歷程。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反帝反封建斗爭異常殘酷和艱巨,如何喚起民眾成為重要的時代課題,孫中山在晚年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8]925。毛澤東說,在反帝斗爭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5]480。由于民族主義作為“政治上的學說和情感,是一種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9]530。因此,在抗日戰爭中“國家、社會、個人已被民族主義整合進‘中華民族’的命運共同體,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有效地動員社會、激發民族主義情緒”[10]238。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在民族戰爭中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覺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必須的[5]521。正是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政界和知識界精英們不斷宣傳“中華民族”觀念,才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覺醒的關鍵時期。

  “‘中華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觀念的出現,是鴉片戰爭以來不斷加劇的民族危機的產物”[11]31,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體現了時代特點,首先,面對帝國主義的“他者”,近代政界和知識界精英們樹立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整體觀念。近代民族國家的開創者孫中山主張中國各民族融合為“一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2]158,實質是各民族同化于中華民族。以費孝通、翦伯贊為代表的知識界精英和抗日戰爭后的中共,主張多民族共存下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費孝通與顧頡剛關于“中華民族”的論戰,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展。以傅斯年、顧頡剛和蔣介石為代表的知識界和政界人士則主張中國只有一個民族,即中華民族[13]。在這些眾說紛紜的思想中占據主流的是融合“各個”民族為“一個”的思想,體現的是近代單一民族建國理論。其次,在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啟發下,“中華民族”的屬性問題被政界和知識界精英不斷論及,梁啟超在伯倫知理學說影響下,提出了“小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論,他的“大民族主義”,即“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梁啟超還提出過“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的觀點。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觀念,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14]。孫中山在領導革命的早期,他的中華民族觀具有大漢族主義色彩,但在其革命的晚期,他提出的“各民族緊密結合為一個大中華民族”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觀念則具有進步意義[15]109。最后,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知識界和政界精英們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大眾化”,有代表性的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民族復興”宣傳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獨立與民族解放策略。蔣介石政府在抗戰中發起的“三民主義”宣傳、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推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而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創設性地解讀了“中華民族”,確立了國家統一、民族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的建國方案,這些思想隨著中共在全國影響力的增強而被國人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所宣傳的中華民族,“為國人提供了民族認同的重要思想資源”[7]18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覺醒的時代,從那時開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表現出緊扣時代主題進行建構的特點。在這個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出“整體”“一個”“多民族構成”“歷史悠久”“文化獨特”等觀念。但是,將“中華民族”等同于漢族的觀念仍然濃厚,少數民族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意識,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在聯系等問題還不甚清楚,這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伴隨著“時代”的發展進行豐富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作者簡介

姓名:趙剛 李墨文 工作單位:延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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