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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與國家整合:中國民族政策與民族關系的趨向
2019年10月11日 09:15 來源:《貴州民族研究》(貴陽)2019年第2期 作者:魏國紅 鄭萬軍 字號
關鍵詞:民族政策/民族關系/政治文化/國家整合;

內容摘要:

關鍵詞:民族政策/民族關系/政治文化/國家整合;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對民族間的交往和民族關系的趨向有直接的決定作用,民族政策的具體內容取決于國家政策權威的執政理念和共同體的價值共識,經過長期實踐并被共同體成員高度認同的民族政策會沉淀為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并會持續性地影響族際交往的態度和行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政治資源,有助于共同體凝聚和國家整合。文章在分析了新中國民族政策的政治與社會功能、理念與價值、歷史實踐及政治文化構建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和諧的民族關系是民族政策的結果,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決定了中國民族關系的未來發展趨勢。

  關 鍵 詞:民族政策/民族關系/政治文化/國家整合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族際通婚口述集錄及研究”(項目編號:18BMZ04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魏國紅(1968-),女,湖北黃陂人,博士,長江師范學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石河子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少數民族地方治理等,重慶 408000;鄭萬軍(1972-),湖北襄陽人,博士,長江師范學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少數民族地方治理與實踐、扶貧與風險防控,重慶 408000

  國家在處理多民族可能存在的沖突以及進行資源分配和利益調整中,其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會根本性地參與族際關系的構造,并起到制約性影響。因此,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既是對各民族權力和利益的政治保障,也有著增加群體凝聚和調節族際關系的社會性功能。從政治心理的角度看,什么樣的民族政策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民在民族問題上的政治態度和可能的預期性政治行為,并形塑著國家政治文化的組成內容;從社會層面看,個體及群體的交往意向又是與國家政治及交往對象互動博弈的結果。作為社會關系之重要一種的民族關系,其交往實踐和關系趨向,是可以通過考察一個國家的民族政策的價值理念和內容設計進行預測和判斷的。本文就是通過對新中國民族政策的社會功能、價值理念、政治文化資源、國家實踐等內容的討論,闡述了新中國民族政策與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性狀形成及可持續性之內在邏輯關系,對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關系基礎的穩定性給出了理論論證。

  一、新中國民族政策有著調節民族關系、實現國家整合的政治及社會功能

  解決沖突、促進合作是公共政策重要的本質性特征,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會在出臺相關的民族政策時考量其對國家內部的族際關系是否會產生影響,以及怎樣的影響。這些政策既要經過權威層群體的內部博弈,也可能觸動原有的社會關系的性狀。而“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政策是其在一定歷史時期為實現一定的目標和任務而規定的調整國際上國與國之間、國內團體之間、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行為方式的依據和準則。”[1]所以,新中國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就有著不同層級的群體間關系調節的功能。在一個經歷了被殖民及內部戰爭創傷,剛剛實現了政權更迭,亟須通過人心向背和發展民生來鞏固政治權威的新中國來說,內部各民族的擁護和認同、如何避免族際間關系的動蕩都是當時政治決策要考量的內容。在當時世界范圍內民族問題普遍,難以提供有效的政策參照、國內形勢又極其動蕩和復雜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選擇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理論指導,確立了新中國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則就是民族平等。各民族無論人數多少、無論社會發展的程度如何,所有民族在政治及其他一切權利上一律平等,杜絕任何一種民族主義,消除一切不公正的民族間的偏見和歧視,給予各少數民族保留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權利。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共兩黨仍然存在著爭取民眾的權力認同博弈,甚至有的少數民族還對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的能力抱有不信任的態度,新中國民族政策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全面實施,贏得了各少數民族的信任和擁護,起到了安定人心、維護社會團結的作用。

  共產黨人提出人民當家做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權利,堅持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極大地團結和凝聚了民心。李維漢同志回憶當時的國內政治局勢時說過: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空前地增進了我國各民族間的一致性,把民族大家庭推進到新的可靠的基礎之上。”[2](P241)新中國民族政策誕生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中國革命實踐,內容涉及民族政治參與、族際團結、民族發展等各個具體方面,是適應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不斷創新、發展、完善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成立之初及一直以來的執政領導中,始終重視解決民族問題,致力于民族團結大局的體現。民族關系影響革命成功與否、影響國家能否實現統一和完整。回顧歷史,共產黨人為鞏固政權、維護國家完整和統一所確立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體現著共產黨人的政治遠見和治國智慧。

  考察一個國家的民族關系,必然要考察這個國家處理民族沖突的解決策略。中國有一部分學者向來喜歡以美國做參照,也有人建議以美國模式為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樣板。如果在同一時間軸上實事求是地考察中美民族關系,就會覺得這種說法不僅僅是妄自菲薄,更有罔顧歷史之嫌。美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存在著制度性的種族隔離和歧視。與托克維爾同時期考察美國監獄制度的古斯塔夫·博蒙的著作《瑪麗——或美國的奴隸制》,講述了一個叫瑪麗的黑人姑娘悲慘的愛情故事。瑪麗雖然有黑人血統,卻有著比白人還白的皮膚,即使如此,也仍然備受白人的欺辱。因為與一個來自法國的白人青年戀愛,瑪麗和戀人不得不顛沛流離以躲避迫害,最后慘死于路途中。[3]這是十九世紀美國種族關系史的真實寫照。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平權運動風起云涌之時,白人對黑人、包括對某些歐裔白人在內的種族歧視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美國人的生活。記錄和反思這段歷史的書籍和影視作品仍然是美國學術研究和文藝表達的不朽主題。所以,很難理解為什么中國有些學者在做中美民族政策比較時會選擇無視這段最基本的歷史。相反,美國人自己的反省卻深刻得多。在美國人看來,針對不同民族在公民權利上的巨大分野,甚至是同一財富層和受教育層的不同族裔群體都無法逾越這些制度性的身份鴻溝。美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已超過半個世紀,但族裔間卻仍然存在著偏見與歧視的內心壁壘。美國著名的全球問題研究專家杰弗里·薩克斯在新世紀依然表達著對美國種族問題的反思和憂慮。他認為,多樣性始終是最挑戰美國社會的現實難題,這不僅割裂著美國社會,還引發了充滿血腥的美國內戰,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創造出了一個不同種族之間存在深深隔閡的社會。”[4]盡管現代美國社會這種制度性的族裔歧視制度已經廢除,但留在人們內心的創傷卻需要經由漫長的時光和不同族裔人們的共同努力去化解。

  國民是國家組成的重要因素,國民的團結和國家認同決定著國家凝聚力,是國家共同體穩定的基石。對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而言,處理不好民族關系的問題,也就不可能確保國家內部的安定秩序。多民族國家的民族交往中,盡管關系參與主體的主觀意愿和自發行為更可能被理解為關系的直接動因,而起實質性作用的卻是國家行為。國家通過權力和政策作用引導、參與和形塑族際關系的理念價值、性狀和趨向,并由此實現國家整合的目標。新中國的民族政策作為維系國家統一和穩定、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權威之體現,在促進社會團結、實現國家整合上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作者簡介

姓名:魏國紅 鄭萬軍 工作單位:長江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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