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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文化之思還是經濟社會整體之思?
2020年04月05日 17:41 來源: 作者: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Reification:A Cultural or a Holistic Approach Combining the Economic and the Social?

  作者簡介:劉森林,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第20195期

   內容提要:本文在最著名的兩個經典文本《資本論》與《歷史與階級意識》之間,追究“物化”的經濟、社會、文化意蘊。物化首先是一種經濟事實,是現代經濟運行的必然;爾后是直接物性被抽象物性取代、抽象物性系統日益復雜化與合理化并對個體形成一個個碎片化的系統分割,或整合為一種僵化和慣性制度所具有的性質;最后才是喪失了自由性、崇高性、自主性的客體物性宰制。應該立足于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統一角度,從盧卡奇回到《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思,在哲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的融通中,合理地看待物化。從單一的視角,包括仍較為流行的單純文化哲學視角看待“物化”,則可能是片面的、失真的。

  關鍵詞:物化/文化之思/經濟社會整體之思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范疇的“物化”,包括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分別使用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廣義的“物化”既包括Verdinglichung又包括Versachlichung。對兩者是否有差異這個問題,學界的理解各有不同。如果暫不考慮爭論,我們在廣義上使用“物化”一詞,把兩者的含義都包括進來,即把“物化”理解為既是非物性存在體現為有形有狀的物理意義上的“物”,又體現為無形無狀的社會關系意義上的“物”,抑或兩種“物”的統一;那么,探討在“物化”最著名的兩個經典文本《資本論》(及其手稿)與《歷史與階級意識》之間,“物化”的意蘊有了怎樣的變化,關注重心有了怎樣的位移,這種位移對我們當下的理解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它的理解與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理解有何差異,盧卡奇做了什么樣的扭轉,我們今天又該如何看待盧卡奇的扭轉——這些問題對當下我們更確切地在物化問題上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和立場,顯然是繞不過的。

  一、“物化”作為經濟-哲學范疇

  康德以來的德國哲學歷來高揚“人”在宇宙和歷史中的地位。作為具有崇高人格、尊嚴、品性的非物性存在,在遭遇到現代性的物性世界并被這個世界包圍、阻礙、左右之時,就勢必發生“物化”的感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探討的商品-貨幣-資本的體系就是這樣一個物性世界。在它之中,“物化”不僅是指具有崇高人格、尊嚴的“人”不得不體現為物理-使用價值意義上的物品,更體現為一種與這種物品生產密切相關的新型社會關系之物,并被這兩種“物”所約束甚至再生產。在現代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行(生產、交換、消費)中,借助于越來越一般、普遍和脫去具體性的抽象的社會關系之“物”,形成了越來越嚴格的制度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借助于這種制度化社會關系背景下不斷被再生產出來的普遍、一般、抽象的“物”(商品-貨幣-資本),愈來愈成為現實世界的主角。人們越來越依靠它、信賴它,社會生活的發生和進行都依賴于它。具體、生動、特殊的“人”日益不出現在社會交換體系之中。這一體系給每個職業人設置、分配了角色和職能,只要承擔這一角色、履行這一職能,他(她)就是一個合格的職業行動者。現代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人”,于是就成了特定職能和角色的無名承擔者,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他們不僅相等,它們之間甚至……不會產生任何差別。他們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換的人,即作為同一的、一般的、無差別的社會勞動的代表互相對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58頁)“所以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同時是彼此漠不關心的人。他們的其他差別與他們無關。他們的個人的特殊性并不進入過程。”(同上,第359頁)“人”如此,“物”亦然。如馬克思所說,一個塔勒可以代表無數等價物,“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個人差別都消失了”,于是,“流通在一定的環節上不僅使每個人同另一個人相等,而且使他們成為同樣的人,并且流通的運動就在于,從社會職能來看,每個人都交替地同另一個人換位。”(同上,第360頁)于是,“人”就被歸于有嚴格制度性關系約束-支撐著、有抽象的技術性物件管理-服務著、如今越來越符號化的存在。個性、具體的外觀、品格等品質越來越失去顯示的機會,并越來越被抽象的符號和角色-職能承擔所替代。只有依靠社會關系意義上的“物”及其約束下不斷再生產出來的技術物質產品,現代“人”才能獲得體現和普遍性維度上的實現。這就是馬克思和韋伯所說的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兩個詞所標示的人的“物化”現象。

  這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基本事實,并且首先是一個經濟事實。物化說的首先是一種經濟特質,是現代經濟運行的必然。正如阿爾布瑞頓(Robert Albritton)認為的那樣,它“最完全地顯現出了資本基本的本體論屬性”,所以應“把它嚴格地當做一個經濟范疇來使用”,而不是像盧卡奇那樣把它視為一個文化范疇。因此,“物化指的是資本的結構邏輯,它把人轉變成經濟力量的‘承擔者’或‘Traeger’”。(阿爾布瑞頓,第30、23頁)由此,物化直接系指經濟系統已形成了一套由不得人隨意改變、反而要矯正和規范人的隨意性的嚴格邏輯,靠這種邏輯,各種經濟要素得以更合理地完成配置,得以更有效率地進行經濟活動,更好地提升經濟運行的過程與目標。所以,它意味著一種規范性、嚴格性、有效性,意味著有了這種物化系統,以前分散、低效的經濟因素得以更合理地被組織和流通起來,從而明顯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說,這種物化越徹底越好:“徹底的物化并不意味著人的行動能力消失了,毋寧說那種行動能力受到了市場力量的引導和指引,一切一般的經濟結果都是被價值的運動而不是人的意圖規定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行動能力喪失了所有的自主性。在經濟上,并不存在自主的人格,因為直接的人對人的關系完全被商品中介的關系取代了,因為人被還原為資本自我增值運動的單純工具。”(同上,第28頁)物化就是把勞動者納入這種社會制度系統中去,“就是把工人的行動能力吸收進資本的運動中的方式”,而“‘徹底的物化’并不意味著人被完全轉變為物,而是說經濟結果完全是由資本的運動決定的,人類的能力只服務于資本的自我擴張”。(同上,第26頁)徹底的物化只有在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里才是可行的。

  對此首先應該給予一個經濟學的事實性觀察,而不是文化價值論意義上的評價。應該這樣理解,人的行動能力被吸收進資本系統之中,僅僅是在經濟范圍內,還沒有拓展到社會文化等其他系統之中。物化僅僅具有經濟的意義。阿爾布瑞頓說的對:“資本的物化理論是強勁的,但是它對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的影響程度是非常不同的,這依賴于那些領域與經濟因素有著怎樣的關系,以及經濟因素在何種程度上是由資本的邏輯塑造的。”(同上,第25頁)從經濟的意義上說,物化是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社會公平水平的必然和必需。韋伯后來用合理化概念描述這種現代社會的關系類型及其發展趨勢。Versachlichung是兩人共同使用的概念,韋伯把在馬克思那里還沒有那么詳細展開的現代社會關系越來越規范化、合理化、程序化、嚴格化、符號化等特性,用理性化的術語予以充分解說,把馬克思“物化”(Versachlichung)思想的價值批判立場進一步淡化,大大減弱了它所蘊含著的批判性意蘊,并由此凸顯了它所具有的必然性、正當性含義,使得這個概念逐漸失去了批判性,成為一個中性概念。而具有批判性意蘊的“物化”概念,只剩下了Verdingl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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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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