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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與正義 ——對羅爾斯和布坎南理論的批判與擴展
2020年04月05日 17:49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作者:汪行福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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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sm and Justice:The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on Rawls and Buchanan

 

  作者簡介:汪行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原發信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0193期

  內容提要:按照主流觀點,前共產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是由財產結構和社會力量決定的,就此而言,正義來得太早,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資源極其豐沛,無需正義原則調節,正義又來得太晚,因而共產主義與正義無關。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依照羅爾斯定義的“正義的環境”,共產主義是一個超越正義的社會。但是,羅爾斯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的完全消失既不可行,也不可欲。布坎南也認為,共產主義超越了分配正義的環境限制,但沒有超越與非分配正義相關的資源稀缺和價值沖突。為解決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疑難,有必要區分狹義的正義環境與廣義的正義環境:前者指羅爾斯定義的正義環境,即適度稀缺的客觀環境和適度利己的主觀狀態;后者指那些消除了狹義的正義環境的限制,但沒有消除其他的非物質需要意義上的稀缺和非個人利益偏好上的沖突。共產主義超越了狹義的正義環境,但沒有超越廣義的正義環境,在此意義上,正義之于共產主義具有構成意義。廣義的正義環境概念有重要的意義,它的引入可以解決困擾人們的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疑難,對理解當下現實生活中那些與非個人利益無關的矛盾和沖突也有重要意義。

  According to the mainstream of Marxism,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pre-communist society is totally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property and social forces,thus justice came too early.In communist society,resources are so abundant that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s not necessary,so justice come too late,thus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sm and justice.However,the problem is not so simple.Indeed,communism is a society that transcends justice according to Rawls' definition of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However,Rawls believes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justice in the communist society is neither feasible nor desirable.Buchanan also argues that communism transcends the restriction of circumstanc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but does not transcend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 and the conflict of values related to non-distributive Justice.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an arrow sense and a broad sense,the former refers to one defined by Rawls,namely the circumstances with characteristic with moderate scarcity of objective resource and moderate selfish in subjective attitude.The latter refers to those which have eliminated the limitations of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narrow sense,but have not eliminated the scarcity and conflict that without concerning self-interest yet.Communism transcends the former,but does not transcend the latter.In this sense,justice is constructive to communism.The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關鍵詞:馬克思/共產主義/正義環境/羅爾斯/布坎南  Karl Marx/Communism/circumstances of justice/John Rawls/Allen Buchanan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復雜現代性與中國發展之道”(15ZDB013)。  

  

  馬克思與正義的關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在這一討論中,有兩個問題爭論得最為激烈:一是馬克思是否訴諸正義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二是馬克思是否訴諸正義原則來為共產主義社會辯護。以胡薩米為代表的肯定派與以艾倫?伍德為代表的否定派互不相讓,針鋒相對。胡薩米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的正義與平等緊密相聯,共產主義的正義則與自我實現相聯。這兩個正義原則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肯定那種對社會存在條件進行合理的集體控制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排除了剝削的存在。”①但艾倫?伍德則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確實認真地對待了“正義”概念,但卻是把它作為需要克服的神秘化或意識形態幻想來看待的。②馬克思既沒有訴諸正義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也沒有訴諸正義為共產主義辯護。在這場大辯論中,大體上是否定的觀點占上風,因為按照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是由生產力或經濟因素決定的客觀結構,歷史是由客觀必然性決定的過程,公平、正義等規范要求沒有獨立的理論意義。同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在前共產主義社會,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完全由階級的客觀地位和力量決定,正義總是來得太早,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已經消失,資源已經充分豐富,無需正義原則的調節,正義來得太晚。總而言之,正義永遠沒有自己的“正點”時刻。

  羅爾斯在這個問題上持一種復雜的立場。一方面,他認為,依據適度稀缺和適度利己的“正義環境”概念來衡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確實超越了正義;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的完全消失也是既不可想象,也不值得追求的。質言之,正義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存在。但遺憾的是,羅爾斯沒有對自己的觀點做出完整的闡述。布坎南在《馬克思與正義》一書中認可羅爾斯的觀點,并提供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共產主義雖然消除了與分配正義相聯系的環境條件,但并沒有消除非分配正義意義上的資源稀缺和人際沖突。但是,無論是羅爾斯還是布坎南,他們對此問題的解決都不令人滿意。羅爾斯理論存在的問題是,既然“正義環境”是正義問題的產生和使正義規則恰當起作用的結構性條件,就沒有理由認為共產主義超越了正義環境,卻仍要面對正義問題。布坎南的問題是,他承認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稀缺,又否定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原則有任何分配的含義,也難以自圓其說。實際上,哪里有稀缺,哪里就有分配。筆者認為,要解決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疑難,需要區分狹義的正義環境和廣義的正義環境。前者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定義的正義環境概念,即社會財富的適度稀缺狀態和人的行為動機的適度利己狀態。廣義的正義環境是指那種雖然超越了狹義的正義環境,卻仍然存在著與個人偏好無關的稀缺和與個人的利己動機無關的沖突的環境。共產主義超越了狹義的正義環境,但沒有超越廣義的正義狀態,就此而言,正義之于共產主義具有構成性意義。

  一、羅爾斯論共產主義與正義

  在《事實與原則》一文中,G.A.柯亨批評羅爾斯沒有清楚地區分與事實無關的終極原則和一定事實約束下采用的調節原則。③確實,羅爾斯不是一個純粹的規范主義者,在他看來,正義不是超驗范疇,而是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下才會出現的社會調節原則,他把這種適合正義原則發揮作用的環境稱為“正義的環境”(circumstances of justice),學界一般稱之為“休謨—羅爾斯條件”。④羅爾斯在《正義論》第一章中指出:

  雖然一個社會是一種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事業,它卻不僅具有一種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利益沖突的典型特征。存在著一種利益的一致,因為社會合作使所有人都有可能過一種比他們僅僅靠自己的努力獨自生存所過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這些人對由他們協力產生的較大利益怎樣分配并不是無動于衷的,因為為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們每個人都更喜歡較大的份額而非較小的份額,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利益的沖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則來指導在各種不同的決定利益分配的社會安排之間進行選擇,從而達到一種有關恰當的分配份額的協議。這些所需要的原則就是社會正義的原則,它們提供了一種在社會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權利和義務的辦法,確定了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⑤

  在這里,羅爾斯闡述了人類生活的一般特征和正義的必要性,但沒有提出正義環境概念。

  羅爾斯對正義環境概念的討論在《正義論》第22節中。在此,他把正義環境定義為使社會成員之間合作可能且必要的一組條件。嚴格地說,正義環境是指正義得以恰當地起作用的環境,而非正義已經實現的環境。這一正義環境有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

  正義環境的客觀條件包含兩個要件。一個要件是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的重述:眾多的人同時在一個確定的地理空間內生存,他們在身體和精神能力上大致相似,沒有一個人具有壓倒其他一切人的優勢,因而每個人的計劃都可能受到聯合起來的他人的阻止,如果人們不想處于相互毀滅的狀態,就需要接受某種公認的強制規則的約束。客觀環境的這一方面可稱為“霍布斯式條件”。另一個要件是:“在許多領域都存在一種中等程度的匱乏。自然的和其他的資源并不是非常豐富以致使合作的計劃成為多余,同時條件也不那么艱險,以致有成效的冒險也終將失敗。”⑥如果一個社會物質資源極其匱乏,人們必然陷入你死我活的斗爭,不會訴諸正義;如果一個社會的物質資源極其充沛,人們可以各取所需,也就不需要正義。因此,中等稀缺是正義能夠起作用的“適度稀缺”狀態。

  正義環境的主觀方面涉及主體合作的需要以及他們之間利益的沖突。“一方面各方有大致相近的需求和利益(或以各種方式補充的需求和利益),以使相互有利的合作在他們中間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他們又都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計劃,這些計劃或善的觀念使他們抱著不同的目標和目的,造成利用自然和社會資源方面的沖突。”⑦如果人們沒有相近的需要就不會有合作,如果他們的生活計劃完全一致,就不會有分歧。正義環境的主觀方面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在這種環境中,人們既是互不關心的,相互間處在冷漠(indifference)狀態,又具有一定的正義感,愿意接受正義規則的約束。他們既不過度自私,也不過度無私,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棍。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過度自私,正義就變得不可能,而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過度無私,正義就變得沒有必要。因而,只有處在“適度自私”條件下,正義才是既需要又可能的。

  對照羅爾斯的正義環境概念,在直接意義上,共產主義是一個超正義的社會。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這樣來闡述共產主義社會: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⑧

  對照羅爾斯的正義環境做一簡單的分解可以看出:(1)奴隸般的勞動分工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消失,可以理解為“霍布斯狀態”的消失。在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合作無須強制性的規則,完全可以在自愿基礎上進行自發的調節,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⑨在這里,社會合作對正義的要求消失了。(2)共產主義是一個充分富裕的社會(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每個人生活目標所需要的資源都能得到滿足,資源的稀缺已經完全消失了,就此而言,正義環境的客觀條件消失了。(3)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完全擺脫了“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⑩,也就是說,他們不再有任何自私的傾向,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自覺的行動,就此而言,正義環境的主觀條件也不復存在。總而言之,按照羅爾斯定義的正義環境,共產主義確實超越了正義。但是,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

  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中,羅爾斯是少有的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做過系統研究和闡述的人,他的討論集中在《政治哲學史講義》的“馬克思講座”之中。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是否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取決于我們考慮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哪些方面。一方面,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正義的社會,另一方面,又可把它視為一個超正義的社會。羅爾斯分三步來闡述自己的觀點:第一步,共產主義可以被當作一個正義的社會來辯護;第二步,他討論了馬克思為什么并不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正義的社會;第三步,他提出自己的觀點,即雖然馬克思相信共產主義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但在他看來共產主義社會仍然需要正義。這一論述方式有點類似于黑格爾的正反合三段論,但在羅爾斯這里不是通過概念的自我運動,而是通過視角和問題的轉化展開的。

  羅爾斯認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可以理解為一個沒有強制的、激進的平等主義。其中:(1)所有人都擁有平等獲得和使用社會生產資料的平等權利;(2)所有人都擁有與他人一起參與民主決策的平等權利;(3)所有人都應當平等地分擔那些任何人都不想承擔的必要的工作,如果有的話。(11)顯然,這三個特征刻畫了一個民主的、徹底平等的社會,而平等又是正義最流行的“通貨”,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社會視為一個正義的社會。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可以證成為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如果我們著眼的不是它的資源占有和使用以及參與公共生活的平等權利,而是著眼于它的成員的動機和行動意愿的話。羅爾斯說:“雖然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我們剛才定義的那種正義,但是,它在實現這種正義時并不依賴于人們的正當感和正義感。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成員不是那種能夠被正義的原則和美德所打動的人;也就是說,他們不是那種具有依據正義的原則和觀念來采取行動之傾向的人。”(12)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把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激進平等主義的社會,它就是正義的社會;如果把共產主義視為自由的個人自發地相互協調的社會聯合體,它就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

  最后,羅爾斯亮出自己的觀點。“對我來說,正義的逐漸消失既是不值得欲求的,也是在實踐中難以實現的。我認為,正義的制度不會自發地就產生,而是需要某種程度上依賴于——當然不是僅僅依賴于——具有某種正義感的公民,這些公民是通過正義的制度背景來習得這種正義感的。對正義的關注的缺失之所以是不值得欲求的,乃是由于,具有某種正義感以及具有與正義感相關的各種理念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部分,是理解其他人、承認其他人的權益的一個組成部分。”(13)也就是說,正義原則不僅具有分配的意義,而且正義的制度也具有社會教化和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德性的意義。不僅如此,“公平的正義則假定,鑒于民主政體的政治社會學的一般事實(如合理多元論的事實),隸屬于各類不同正義的原則與政治美德將會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發揮一定的作用”。(14)

  羅爾斯的理論邏輯可以大致重建式地理解為:按照他嚴格定義的正義環境概念衡量,共產主義社會超越了正義,但是,根據政治生活的德性要求和民主社會的一般經驗事實,即使是共產主義社會,正義也不會完全消失。羅爾斯在這里陷入了理論的不一致性:如果承認正義環境是正義原則起作用的充分必要條件,必然得出共產主義超越了正義的結論。如果羅爾斯認為正義在共產主義的消失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這就表明他的正義環境概念是不充分和周延的,需要某種補充。筆者認為,正義環境是一個重要的理論概念,可以作為討論共產主義與正義關系的理論工具,但必須對它做出某種修正和完善。筆者主張區分正義環境的廣義概念與狹義概念。正確的提法是:按照羅爾斯的狹義的正義環境,共產主義社會確實超越了正義,但按照羅爾斯論述中未言明的寬泛正義環境概念來衡量,正義的完全消失既不可行也不可欲。

  羅爾斯定義的正義環境有兩個核心特征:(1)正義是社會合作的內在要求,因為社會合作可以產生出無合作狀態所沒有的“合作贏余”,故公平的分配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利用,而是出于公平正義的要求。(2)每個人都具有利己的動機,他們對合作贏余的分配不是無動于衷的,每個人都想分得較大而不是較小的份額。對照馬克思給出的共產主義描述,可以看出:(1)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個人全面發展的社會,共同合作不是以產生更大的利益為目的,也就是說,共產主義不是一個互惠的功利體系,而是人的可欲的生存狀態,就此而言,共產主義超越了正義環境中的客觀條件。(2)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目的和第一需要。人們不再關心自己的份額,也就無需正義原則來調節他們的不同要求,就此而言,共產主義超越了正義環境中的主觀條件。然而,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狹義上的客觀稀缺和主觀沖突,但沒有消除一切稀缺與沖突。由于羅爾斯沒有把狹義的與廣義的正義環境概念加以區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種捉襟見肘的困境。幸運的是,布坎南已經部分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并較好地處理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概念與正義之間的關系問題。

  二、布坎南論正義之于共產主義的不可或缺性

  為辯護羅爾斯的立場,布坎南引入了分配正義與非分配正義的區分。布坎南說:“分配正義原則是典型的規范性原則,在稀缺條件下的社會生活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們充當了個人對稀缺物品提出要求的依據。這些原則是裁決各種沖突的要求的最終的規范性原則,并被社會成員認為具有這樣的作用。”(15)在布坎南看來,按照對分配正義原則起作用的環境特征的刻畫,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與正義無關,因為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已經使它無需根據公認的規范原則對相互競爭的要求做出裁決。表面上看,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與按勞分配等原則相似,然而,按需分配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正義原則,而是對共產主義狀態的描述,因為它不具有分配正義原則所要求的在個人對稀缺資源的相互沖突要求之間進行裁決的特征。因為“按需分配的原則是‘描述’和諧的巨大增長和物質富足的狀態的原則,而不是為解決物品匱乏的沖突性要求而‘規范’一個恰當方式的原則,這種原則的滿足標志著需要正義的分配原則的環境的終結”。(16)布坎南指出,就共產主義是對一種和諧完滿狀態的描述而言,“馬克思相信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一個休謨和羅爾斯所說的(分配)正義環境業已消失,或者已經減弱到在社會生活中不再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17)共產主義消除了因私有產權而產生的剝削,因原子式個人主義產生的利己主義動機,因勞動的強制分工產生的異化和物化等等,這一高度理想化的和諧狀態消除了對正義原則的需要。然而,布坎南又認為,共產主義“并沒有將馬克思置于一個極端不可能的論題之中——即稀缺和沖突問題將在共產主義社會完全消失”。(18)在這里,出現了與羅爾斯相似的困境,共產主義社會超越了正義的環境,卻沒有消除對正義的要求。

  在布坎南看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是有問題的。在共產主義社會,即使分配正義的環境條件不再存在,某種非分配正義的環境條件仍然存在。“首先,馬克思顯然相信,對正義原則的依賴是必要的僅是因為植根于不必要的稀缺資源上的階級沖突的利己主義互動。其次,他相信隨著階級的消除和利己主義沖突將為共產主義和諧所取替,稀缺將大大減少。這兩個斷言至多是可疑的。第一,它明顯地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使在沒有階級沖突的情況下,也可能存在非利己主義的利益或觀念的沖突,它仍然會嚴重到需要正義原則。”(19)為了證明共產主義社會仍然需要正義,布坎南指出,權利或正義原則并不限于調節資源稀缺條件下利己主義的個人對物品的不同要求,即在各種沖突的要求中做出仲裁,權利和正義等規范原則還有其他的作用,“權利要求能夠充當(a)努力提高他人的善的約束(例如,對家長制的約束)和(b)對最大化社會福利或總體的幸福所能做的內容的約束”。(20)布坎南在這里實際上重新定義了正義的環境,但他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他看來,正義并非總是與利己主義動機相關的沖突相聯系,在一個非利己主義者組成的社會中仍然存在著沖突問題;同樣,物質資源的稀缺也并非與個人需求有關,非個人的需求也會引發稀缺問題。按照狹義的正義原則,共產主義超越了正義,但按照布坎南自己的理解,正義所要調節的兩大問題,即沖突與稀缺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雖然改變了性質。遺憾的是,布坎南并沒有區分狹義的正義環境與廣義的正義環境概念,損害了他對問題闡述的明晰性。

  布坎南正確地指出,即使在無階級的和利他主義的社會,仍然需要某種正義原則以限制不合理的利他動機與規定公共利益的內容。前者如限制人們出于父愛主義動機以專斷的方式把自己的要求強加給他人,后者如我們以價值偏袒方式推行自己偏愛的公共利益。布坎南相信:“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讓人相信,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或整個社會利益之間的重大分歧的產生,僅僅是在控制生產資源而進行階級斗爭的條件下的利己主義作用的結果。即使在一個沒有任何群體完全地支配生產資源、徹底的利他主義者的社會中,仍然可能在關于什么是共同利益以及如何才能實現的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的分歧。”(21)不僅如此,“假如我們給馬克思假定一個更為強烈的前提,即共產主義不僅存在利益的和諧,而且存在利益的一致……即便這樣,關于如何來充實共享的利益(the shared good)的具體內容以及實現它的最好方式上,也可能存在非利己主義的分歧”。(22)就此而言,我們不應該輕信正義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會完全消失。

  共產主義是一個生產力極其發達、財富極其豐富的社會。但在布坎南看來,即使在這樣的社會中,稀缺也不可能完全被消除。如果我們從稀缺概念中抽取掉貧困和不平等之類的具體含義,把它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人類愿望實現條件的不足,就不得不承認,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我們仍然會面臨稀缺問題。正如布坎南所說:“與社會制度的比較和正義環境的理論相關聯的稀缺概念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為一般的概念。只要有一組個體行動或聯合行動的選擇妨礙了人們對任何受重視的對象的追求的地方,就存在稀缺。”(23)與羅爾斯相似,布坎南承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一個民主的自我組織的平等社會,在這一社會中不存在由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所派生的統治和壓迫,共產主義社會不僅是一個無剝削的社會,也是一個無統治的社會。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社會中,個體之間關系仍然可能存在著非正義的相互影響方式,即他所說的出于為他人著想的動機而試圖把自己的意愿強加給他人,只要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就不可能完全消除。

  顯然,布坎南的觀點比羅爾斯要前進了一大步。羅爾斯只是強調,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也依賴于公民的正義感,而這種正義感只有在一個正義調節的社會背景下才能產生,換言之,正義之于共產主義來說只是德性培養的條件,不是社會運行的結構條件,在此意義上,正義只具有邊緣地位。而布坎南通過對沖突與稀缺概念的更一般解釋,明確闡述了正義之于共產主義的構成意義。但是,布坎南的觀點也有局限性。他沒有明確地區分狹義的正義環境與廣義的正義環境,而是選擇了“分配正義”與“非分配正義”這對不恰當的概念。布坎南認為共產主義社會超越了與分配正義相聯系的環境,又認為共產主義仍然存在著稀缺問題。實際上,哪里有稀缺,哪里就有分配,分配不就是對稀缺的分配嗎?如果接受正義環境概念的狹義與廣義之分,我們就可以說,共產主義超越了與利己動機相聯系的稀缺和沖突的環境,但未超越非利己意義上的稀缺和沖突的環境。

  三、超越狹義的正義環境概念

  羅爾斯正確地指出,馬克思是一位自由主義的批評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有兩個向度:一是基于勞動價值論而來的對剝削的批判,二是基于自我實現的積極自由概念而來的對強制的批判。在前者那里,如果勞動者沒有得到他們的勞動成果,就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和剝削;在后者那里,如果勞動者不能參與社會生產的民主決策,就處在不自由的異化或強制狀態。羅爾斯、布坎南正確地把握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特征,但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把它們納入對正義環境概念的思考,因而沒有發展出一個適合用來討論共產主義社會中正義恰當起作用的正義環境概念。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民主的自我組織的財產公有社會,這一社會不是以物的公平分配為中心,而是以自由個性和他們之間的非強制關系為核心的。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自身”,“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4)馬克思的人類解放理想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最經典的表述:“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5)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關心的不是私人利益的合理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條件。從這一視角看,共產主義不僅應該是無剝削的社會,而且應該是無支配的社會。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在共產主義社會,公共權力失去了階級的強制性質,完全是社會成員自發意志的結合。確實,在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財產失去了私人性質,權力失去了階級性質。

  問題是,在這樣的社會中正義是否必然消亡?筆者認為,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存在著稀缺和沖突,就需要正義規則的協調。正如布坎南所定義的,何謂稀缺,只要人們對受重視的對象的欲求不能得到完全滿足,就存在稀缺;何謂沖突,只要人們對“何謂好的生活”的不同的善的理念不能同時得到實現,就存在沖突。顯然,按照這一廣義的稀缺和沖突概念,共產主義并沒有完全消除稀缺和沖突,只是稀缺和沖突的背景環境發生了變化。共產主義社會不再受到狹義的正義環境的限制,但它并沒有完全消除廣義的正義環境。按照羅爾斯的定義,正義的環境涉及的是與個人利益有關的資源稀缺和目標沖突。這一定義不夠抽象,它實際上是把適度稀缺條件下利己主義個人對資源的不同要求設定為正義起作用的一般環境條件。筆者認為,正義環境概念可以進一步抽象,應該把任何條件下的資源稀缺和目標沖突都視為正義起作用的環境條件。正義恰當起作用的環境并非必然與私人利益和利己動機有關,也并不必然與羅爾斯所說的追求合作的盈余的公平分配有關。一旦我們把與個人物質利益無關,但與個人興趣相關的生活目標包括在內,稀缺和沖突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無法消除。

  現在假定,一個文化世界主義者想了解和欣賞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成果,要求社會提供一個涵括所有人類文明,包括幾乎絕跡的文明在內的文明記憶博物館,無論建立這樣的博物館需要多少資源。而一個文化本土主義者希望有機會了解本民族的一切文明記憶,包括從遠古到當代、從小的村落到大的民族的文化遺跡,無論提供這樣一個博物館需要多少資源。顯然,在可想象的資源條件下,完全滿足所有這類的愿望都是不可能的,總是會面臨資源稀缺問題。如果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我們就需要某種正義原則來判斷此類的非物質的個人生活理想是否應該得到滿足。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無遺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所有愿望,而要在這些人的不同愿望中做出選擇,只能訴諸某種“合理遺憾”的標準(26),以判定哪些愿望不被滿足是合理遺憾,哪些愿望不被滿足是應該克服的社會缺陷。簡而言之,任何社會都是資源約束的社會,不存在滿足人的一切欲望,包括想入非非的欲望的可能性條件。

  同時,人不僅有幸福的欲望,而且希望實現自己對公共生活的理想,相對于這些理想,資源永遠是不足的,社會也需要在各種公共善的理想之間做出選擇。假定有一片海灘,有些人希望把它建成海邊浴場,另一些人則希望把它作為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前者在世界觀上偏向于人類中心主義,后者在世界觀上偏向于生態主義。顯然,兩者都是合理的(即羅爾斯所說的合理多元性事實),卻對同一稀缺資源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不同善的沖突。雖然按照定義,共產主義是民主地自我管理的社會,不存在系統的壓迫和統治,但只要它不是一個完全同質化的社會,或者不是一個多元價值自發地趨向一致的社會,就需要某種正義的原則和程序作為民主決策的基礎。

  共產主義理想是自由個性的普遍發展和人與人的自由聯合,這兩個規范要求的實現不是無條件的。實際上,滿足了個人生活需求的充分富裕并不必然意味著也滿足了人的非物質利益要求(27)的充分富裕;消除了與個人利益相關的沖突也不意味著一定消除了人的不同的公共善的沖突。雖然馬克思把共產主義設想為這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是,如果我們拋棄了萊布尼茨式的先定和諧幻想,就必須承認相互沖突的對資源的要求是需要協調的,而任何合理的協調都需要某種正義原則。就此而言,正義環境概念并沒有失效,只是它必須超越狹義的正義環境概念。一旦我們引入廣義的正義環境概念,所謂的正義與共產主義關系的疑難也就迎刃而解了,羅爾斯和布坎南的立場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辯護。

  羅爾斯指出:“一個社會,當它不僅旨在推進它的成員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著一種公共的正義觀調節時,它就是良序(well-ordered)的社會。”(28)前者要求以合理的方式組織社會生產,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公平地分配社會的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關系;后者要求以公正的方式管理社會,形成合理的交往關系,消除不同的公共善的沖突。雖然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超越了羅爾斯的承認財產權的民主制,但是,它同樣面臨著以公正合理的方式推進它的成員的利益,包括馬克思所說的自由個性實現的利益的任務。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疑是崇高的理想,它不僅全面地消除了阻礙人們真實認識自己需求的意識形態,消除了產生異化的社會分工,消除了導致不平等的剝削條件,而且克服了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因人的天賦所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共產主義不僅是徹底平等主義的社會,而且是自由人的交往共同體。即使如此,幻想共產主義能夠消滅一切稀缺和沖突也是不切實際的。正如我們所證明的,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消除了狹義的分配正義方面的沖突,仍然會面臨廣義的正義問題,即社會資源在不同公共目標之間分配的正義問題;共產主義消除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仍然面臨著公共利益的實現方式和不同善的生活方式之間關系調節的交往正義問題。用布坎南的話說,正義除了對相互沖突的個人利益進行裁決外,還充當著努力對提高他人的善和對最大化社會福利所能做的內容進行規范約束的作用。顯然,只要人類存在,上述正義問題就不會消失,共產主義改變的只是正義調節的對象和任務。如果這一觀點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對正義理論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另外,共產主義的正義不僅是明天的正義,而且是今天的正義。中國雖然還處在欠發達的現實狀態,調節利己意義上的利益沖突是社會正義的核心關切。但即使如此,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正義也還有另一個方面,它既要解決狹義的正義環境所產生的問題,也必須同時關注廣義的正義環境所產生的問題。今天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并不完全都是狹義的分配正義問題,如環境和資源在公共使用與私人使用之間的分配、資源的公共使用的不同方向和目標等等。這不是說,我們要超前地實現共產主義,而是說超越個人利益沖突的公共目標理想之間與超越階級關系的不同生活方式理想之間的沖突,本身已然成了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對于廣義政治環境中的稀缺和沖突的調節,與對狹義的分配正義問題的調節一樣,是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對共產主義正義問題的討論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

  ①②齊雅德?胡薩米:《馬克思論分配正義》,載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59、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③G.A.柯亨:《事實與原則》,載呂增奎編:《馬克思與諾齊克之間:G.A.柯亨文選》,35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④在《正義論》第22節中,羅爾斯說:“我的說明大致遵循休謨在《人性論》第3卷第2部分第2節以及《道德原理探究》第3節第1部分中的觀點。”基于這一解釋,學界一般將羅爾斯的“正義的環境”稱為“休謨—羅爾斯條件”(Hume-Rawls conditions)。

  ⑤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⑥⑦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68、4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4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12)(13)(14)約翰?羅爾斯:《政治哲學史講義》,384、385、385、33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15)(16)(17)(18)(19)艾倫?布坎南:《馬克思與正義》,30、31、74、74、1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21)(22)(23)艾倫?布坎南:《馬克思與正義》,197、209、209、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羅納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36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27)個人利益偏好主要指那些直接與個人的物質欲望相關的動機,非個人利益偏好指那些超出個人利益偏好的某種政治偏好或價值偏好。如一個人希望能在火星上找到生命,或自己心愛的葡萄園所在的海岸不再繼續受到海水的侵蝕,這樣的愿望即使可以實現,也不構成對資源的合理要求。

  (28)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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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汪行福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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