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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為政府+有效市場
2019年10月13日 09:33 來源:《經濟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陳云賢 字號
關鍵詞:有為政府;有效市場;資源生成;三類資源配置;市場雙重競爭

內容摘要:本文不僅從理論層面分析了斯密和凱恩斯理論的不足,即隨著經濟發展和時代進步,資源配置既要考慮“資源稀缺”,也要考慮“資源生成”,而且從實踐層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即政府在“資源生成”領域大有作為。

關鍵詞:有為政府;有效市場;資源生成;三類資源配置;市場雙重競爭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本文開宗明義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本文不僅從理論層面分析了斯密和凱恩斯理論的不足,即隨著經濟發展和時代進步,資源配置既要考慮“資源稀缺”,也要考慮“資源生成”,而且從實踐層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即政府在“資源生成”領域大有作為。本文將城市資源分為“可經營性資源”“非經營性資源”和“準經營性資源”。其中,從經濟學意義上把“準經營性資源”作為新的“資源生成”,深圳政府通過“政府推動、企業參與、市場運作”方式,解決其投資載體和資金運營問題,成為“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示范。深圳政府按市場規律辦事,在市場運行中擔當城市經濟的主要參與者、產業政策的主要實施者和民生福祉的主要提供者,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絕佳樣本。現代市場機制著眼點不僅僅在產業經濟的提升發展上,而且在城市經濟的資源配置、區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上,它將引領著中國和世界經濟實踐的發展和經濟學理論的提升。

  關鍵詞:有為政府 有效市場 資源生成 三類資源配置 市場雙重競爭

  作者簡介:陳云賢,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

 

  一、引言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說:“誰能正確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經濟的發展成為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經濟現象,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必將成為經濟理論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時至今日,國內外對“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及作用的論斷,大多數仍囿于亞當·斯密240多年前的《國富論》定調中。因此,從亞當·斯密理論的源頭和世界經濟發展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功經驗中找出其突破點,就顯得格外重要。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構建和發展中也進入了新的境界。與時代同步伐,與國家共發展,關注和回答時代和實踐中提出的重大課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永葆生機活力的源泉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經濟,它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作出論證與判斷。

  為此,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經濟。首先,從理論層面分析斯密和凱恩斯理論的不足,資源配置不僅與“資源稀缺”相聯系,而且與“資源生成”密不可分。伴隨著經濟發展和時代進步,“資源生成”與“資源稀缺”成為資源配置中的一對孿生兒,在理論發展和經濟建設中發揮著不同作用。其次,以深圳改革開放40年的騰飛發展為例,可以看到政府在“資源生成”領域大有作為,也是“深圳奇跡”“深圳速度”和深圳改革開放成功的密碼之一。從其運用城市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生成”領域,通過“政府推動、企業參與、市場運作”機制,深刻揭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層次表現為公有制與商品生產的相容,第二層次表現為公有制與混合經濟的相容,第三層次表現為公有制企業參與競爭與市場規則的相容,第四層次表現為“有為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與“有效市場”運行的有機相融。第三,城市存在三類資源,政府存在雙重屬性,市場存在雙重競爭主體,現代市場經濟與成熟有為政府存在九種模式組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逐步邁向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融合的高質量經濟。這些已被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證實。

  二、對“資源生成”領域的理論分析

  (一)亞當·斯密第三本書的內容會是什么?

  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既來自當時正處于英國工業蓬勃發展上升時期的時代影響,又來自重農學派特別是魁奈和杜爾哥以及后來的休謨貿易與貨幣理論的經濟學術影響,更來自其在格拉斯哥大學時期導師弗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哲學思想影響。弗朗西斯·哈奇森提出的“人們可以通過發現對人類有益的行為來認識從理論上來說什么是好的”的哲理(斯坦利·L.布魯、蘭迪·R.格蘭特,2008),深深左右著亞當·斯密對社會個人的(有益的)行為,對市場企業的(有益的)行為,甚至在后來試圖分析的對國家政府的(有益的)行為的探索中。

  亞當·斯密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共分為七部分(亞當·斯密,2008)。同情心是《道德情操論》的關鍵詞,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節著個人的社會行為,促成自我心與同情心的有機融合,構劃成人性論的基本內涵。亞當·斯密在此書中第一次展現了他導師弗蘭西斯·哈奇森傳授的“人們可以通過發現對人類有益的行為來認識從理論上來說什么是好的”的哲理。

  亞當·斯密的第二本著作《國富論》共分為五部分(亞當·斯密,1972)。在該著作中,價格、供求、競爭機制,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節著商品生產者企業的社會行為,促成利己性與利他性的有機融合,構劃著自由經濟的基本內涵。他把《道德情操論》中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范疇運用到了《國富論》市場經濟自行調節中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理論,再一次展現了他導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傳授的“人們可以通過發現對人類有益的行為來認識從理論上來說什么是好的”的哲理。

  正是由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擬定的是經濟自由主義,于是就有了經濟自由社會里的政府職能——它主要集中在《國富論》第五篇第一章中,涉及國防開支、司法開支、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開支,包括教育開支等等。這里概括了政府的三種職能——保護國家、維護公正與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其中,他把提供公共物品,例如道路、橋梁、運河和海港,作為資本家私人經營無利可圖的工程,需要由政府去保證,從而政府起著“守夜人”的作用。這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五篇涉及并被后來人概括提煉出來的“小政府”角色。

  亞當·斯密1759年完成了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1776年完成了第二本著作《國富論》之后,從倫敦轉回到了他父親生前工作過的海關,對當時被認為財富的真正源泉之地,并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利益高度集中的進出口貿易要地一邊觀察一邊思考,期望能夠寫出關于“政府與法律”方面的第三本著作(亞當·斯密,2008)。但很遺憾的是,1790年他與世長辭了,并且所有手稿資料被銷毀了。

  那么,亞當·斯密第三本著作的內容會是什么呢?這又需要回到他導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傳授的哲理中來:“人們可以通過發現對人類有益的行為來認識從理論上來說什么是好的”。《道德情操論》通過分析社會個人的自我心與同情心,構劃出人性論的基本內涵和人的道德行為特征;《國富論》通過分析市場企業的利己性與利他性,構劃出自由經濟的基本內涵和企業的商業行為特征。那么,他的第三本著作聚焦于“政府與法律”,是否也通過分析國家的局部利益與全球利益,從而構劃出國家經濟的基本職能和政府(法律)的管理行為特征呢?對于個人道德行為,亞當·斯密揭示出“一只看不見的手”是自我心與同情心的融合引導著人們的道德情操;對于企業商業行為,亞當·斯密揭示出“一只看不見的手”是利己性與利他性的融合引導著企業的商品、價格、供求和競爭機制。那么,對于政府的管理行為,亞當·斯密要揭示的這只“看得見的手”又是什么呢?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與他導師的傳授哲理結合起來分析,似乎亞當·斯密是在研究“行為科學”,或者在通過研究“行為科學”“行為經濟學”來揭示個人人性、企業市場和國家管理的。很可惜他的三步棋卻只留給了世人兩部巨著。

  但至少可以說,如果亞當·斯密有幸完成了第三本巨著,他對政府職能和管理行為的分析絕對不會僅僅停留在《國富論》第五篇第一章的三點描述上。除了對保護國家、維護公正與秩序之外,對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絕對不會停留在或局限在只有道路、橋梁、運河和海港等四種類型的基礎設施而且是由資本家私人經營無利可圖的工程這一概念范疇上。然而,令人遺憾的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各類經濟學仍然把政府的職能和管理行為滯留在亞當·斯密《國富論》當年的描述上。

  (二)凱恩斯經濟學的貢獻與缺陷

  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現,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了歸納和整合,使經濟學的發展在20世紀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凱恩斯,2008)。凱恩斯在“亦學亦政”的特殊經歷中找到了一國促進經濟增長的新領域:不是重商主義的“對外貿易”,不是重農學派的“農業和畜牧業”,不是亞當·斯密的“商品物質生產部門”和“產業經濟”,而是公共工程、公共物品、基礎設施投資領域。他提出,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首先主體或國家在此領域干預經濟或促進經濟增長的首先主體是政府。他認為,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運用的主要措施是財政政策手段而非貨幣政策手段。基于這些判斷,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就開始跳出了商品、價格分析的限制,一方面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運用商品價格形成→圍繞物質生產部門和產業經濟→始終堅持企業為自由經濟的主體→共同遵循市場規律而推動著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凱恩斯及凱恩斯主義借助國家投資公共工程和公共物品→圍繞基礎設施投入或城市經濟拓展,認為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首先主體是政府→政府運用積極財政政策有效地推動著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的運行軌跡上來說,凱恩斯及后來的凱恩斯主義確實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了商品、價格分析的限制,這是凱恩斯及凱恩斯主義極為成功且能獨樹一幟之處。

  但是,隨著凱恩斯理論及其相關政策的深化與推動,慢慢也發現諸多的不足或困惑。第一,在基本的或基礎的經濟學理論當中,凱恩斯并沒有嚴格區分公共工程公共物品與物質商品的本質區別,而是有意無意地把公共工程、公共物品裝進了商品物質和價格分析的框架之中。第二,沒有嚴格區分和界定基礎設施、城市經濟與物質生產、產業經濟的不同點。其實,凱恩斯最早提出政府干預的動源是解決失業、促進增長問題,政府干預的措施是基礎設施投資、公共工程公共物品投資,政府干預的政策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干預的領域是基礎設施,尤其是城市基礎設施,它屬于城市經濟范疇。而此范疇,又恰恰是亞當·斯密時代還沒重大發展,還沒深化涉及的范疇。160年后的凱恩斯時代,雖然把此類公共工程公共物品定義為在私人投資者和國家之間的半***域,但凱恩斯并沒有旗幟鮮明地提出這不屬于產業經濟而屬城市經濟范疇。城市經濟不同于產業經濟,它屬一個新的經濟領域,一種新的資源生成。把城市經濟與產業經濟混為一談,會帶來經濟學和市場經濟理論的一系列矛盾及混亂。第三,凱恩斯沒有嚴格區分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城市經濟的參與主體和產業經濟參與主體的區別。產業經濟商品生產主體就是企業,而城市經濟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主體首先肯定的是政府,但它同時又包含私人投資者,還包含投資者聯盟。但由于凱恩斯及凱恩斯主義把城市經濟的政府參與、政府干預與產業經濟的企業主體混淆一談,就出現了經濟學說中政府與企業在產業經濟或在市場經濟中同分一杯羹的問題,由此就有了所謂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維護者,或者說所謂市場經濟的捍衛者站出來拼命反對所謂的“政府干預”等等一系列理論的問題和實際的爭論。第四,凱恩斯及凱恩斯主義也沒有進一步明確市場規則是否只局限在產業經濟商品生產中,還是包括在城市經濟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公共工程和公共產品中,從而明確參與主體之一的政府在公共工程公共產品的投資中是否也應遵循市場規則?當然,更深入地去分析政府參與了基礎設施投資,政府參與了城市經濟公共工程公共產品領域的投入,與其他區域政府、與私人投資者、與投資者聯盟是否也具有競爭關系?政府在產業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在城市經濟開拓中的角色到底如何區分、如何界定?等等。凱恩斯及凱恩斯主義在找到了一國促進經濟增長的新領域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去著手研究和推動這一領域及其相關政策的措施與實效問題,把首先需要澄清的相關基礎經濟理論問題擱置一旁,從而形成了其理論在假設前提與基礎分析上混淆和模糊不清,產生了“模糊區域”,導致了后人爭論不休,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百現。

  (三)資源配置中有個“資源生成”領域

  1.“資源稀缺”與“資源生成”是資源配置中的一對孿生兒。為什么凱恩斯及其之后的凱恩斯主義未能在經濟學原理和經濟學范疇上去解釋和解決上述問題?這還要從其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說起。亞當·斯密《國富論》在論述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時,首先提出了兩個假設,即經濟活動的利己性和資源稀缺。商品經濟的主觀為己客觀為他人的利己性與利他性有機融合,成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形成商品、價格、供求、競爭,并最終形成市場規則。資源稀缺促使在經濟調控目標的選擇上無不服從一個原則,即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經濟的良性發展。對于前者“看不見的手”及市場法則,早已經成為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圣經”;對于后者“資源配置”及“稀缺法則”,無論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流派,也都把“稀缺法則”作為了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薩繆爾森,1979)。

  本文不否認資源配置的重要性,不否認資源配置與資源稀缺的必然聯系,也不否認資源稀缺法則已經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問題在于,研究資源配置時一定要討論、思考、發掘“資源生成”的問題。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國富論》,當時英國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此時,亞當·斯密所說的或所涉及的資源配置,均是指或只是指與商品生產、交換、消費相聯系的產業資源人、財、物的配置,而非其他。1776年前后,當時英國的城市基礎設施還相當落后,還只是僅僅停留在簡單的道路、橋梁、運河和港口等設施上,應該沒有或根本不存在一百多年后凱恩斯時代運用基礎設施投資以緩解國家大量失業和經濟蕭條的作用和重要性。現代社會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硬件投資系列項目,而且有軟件投資系列項目,更有智能城市開發與建設過程中的系列工程,它們作為促進一國經濟增長新的領域、新的資源,以及新的資源生成,即城市資源。這是有別于產業的資源,有別于產業資源的性質和產業資源的配置,在促進經濟增長中從另一路徑發揮著積極作用。資源生成與資源稀缺,應該是經濟學資源配置中的一對孿生兒,是經濟學資源配置理論緊密結合經濟發展和時代進步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2.資源生成——生成性資源。“城市資源”與“資源生成”,在經濟學理論上對解開“凱恩斯一方面找到了一國促進經濟增長的新領域,另一方面又囿于產業經濟的思維方法去分析解決問題”而帶來的矛盾起到了關鍵作用。資源生成——城市資源,在性質、主體、作用上不同于亞當·斯密當年研究的產業資源,在經濟領域和在經濟學理論上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資源生成不是計劃設定的產物,而是原已存在或隨著時代進程客觀需要存在,并隨著一個由靜態進入動態,從而轉化為生成性和生產性的產物。資源生成必須具備動態性、經濟性、生產性等三大特性。比如,一座山體,矗立在那里,是靜態的自然資源,開發起來,進入動態,即生成生產要素,是重要的經濟資源。隨著時代進程客觀需要存在和發展的城市基礎設施,比如硬件的、軟件的、智能城市過程中開發建設的,也符合資源生成的范疇特性,它是繼產業資源之后又一生成性資源——城市資源。當然以后也許還有與此類似的太空資源,在其保持靜止狀態時,屬自然資源。在其得以開發利用時,則生成生產要素,成為重要而寶貴的經濟資源。對這類資源的生成、開發和利用,國家政府能首先不起重要的主體之一而發揮作用嗎?經濟學界還能囿于傳統的商品產業經濟原理來解釋與推動嗎?顯然不能。其實,城市資源的生成、開發與利用,政府在其中扮演著不同于產業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廣義的“城市資源”包括“產業資源”“民生資源”和“基礎設施”或“公用工程”資源;狹義的“城市資源”,即指城市基礎設施,其不僅包括公路、鐵路、機場、通訊、水電煤氣等硬件公共設施,而且包括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文化等軟件公共設施,并且伴隨著城市現代化的進程,還包括智能城市的系列開發和建設,等等。硬件公共設施多指六大系統工程性基礎設施,即能源供應系統、供水排水系統、交通運輸系統、郵電通訊系統、環保環衛系統、防衛防災安全系統。軟件公共設施主要是指行政管理、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商業服務、金融保險、社會福利等社會性基礎設施。隨著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城鄉基礎設施還包括了鄉村生產性基礎設施,鄉村生活性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鄉村社會發展基礎設施四大類,也包括逐步開發和建設的智能城市系列工程等。它們從經濟學意義上作為新的“資源生成”,具有基礎性、非貿易性和準公共物品性能,成為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新領域和創新經濟學理論的新路徑。

作者簡介

姓名:陳云賢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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