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政治學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價值功能與治理效能
2020年02月20日 09:04 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作者:任世紅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任世紅,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副主編。江蘇 南京 210000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較之于一黨制、兩黨制或多黨制等舊式政黨制度而言,是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從民主價值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所蘊涵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內生性和人民性,是實現人民民主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從政治功能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兼具一黨制與多黨制的功能優勢,其政治功能具有集成性和超越性,是代表和實現人民利益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從治理效能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現代國家治理具有契合性和有效性,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實現多黨合作治理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

  關 鍵 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價值功能/治理效能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相較于一黨制、兩黨制或多黨制等舊式政黨制度而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從民主價值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基于合作救國的革命邏輯和“國事是國家的公事”的政治邏輯,在探索救亡圖存和協商建國的實踐中生成的,其民主價值具有內生性和人民性,是實現人民民主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從政治功能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基于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訴求,集納一黨制與多黨制的制度優勢于一體,其政治功能具有集成性和超越性,是代表和實現人民利益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從治理效能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而建構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與現代國家治理具有契合性和有效性,是實現多黨合作治理的一種新型政黨制度。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民主價值的成長邏輯

  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代表人民執掌國家政權,其領導權和執政權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也具有外在的排他性。實行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的政黨制度,關乎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關乎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成敗得失。在世界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發展史上,存在著兩種政黨制度模式:一種是蘇聯式的共產黨一黨制,其基本特征是共產黨“黨外無黨”,國家治理維系于共產黨一身;另一種是中國式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其顯著特征是共產黨“黨外有黨”,共產黨及其友黨合作治理國家。兩種模式下,共產黨的領導權和執政權都具有一元性和獨享性。冷戰結束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無論是“變”還是“不變”,都迫切需要理論與價值的建構,并在國際與國內爭取話語權。按照選舉民主的邏輯和規則,多黨競爭、輪流執政被視為政黨制度的民主范式,共產黨領導和執政因不符合這一標準被攻訐為專制或獨裁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當然不能“言必稱希臘”,把多黨制或兩黨制奉為圭臬,而是要回歸人民民主的邏輯,把共產黨領導與執政的政黨制度與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治理體系有機統一起來,在創建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同時,建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同理,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不僅要加強制度建設,而且要從理論上回應對多黨合作制度民主價值和功能優勢的質疑或否定,建構多黨合作制度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切實增強多黨合作的制度認同,重建多黨合作的制度自信。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最早孕育與實際發生,既是基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現實需要,也是基于“國事是國家公事”的邏輯原點。抗日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成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朋友、壯大自己、戰勝敵人的革命法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囊括了主張抗日的不同階級、政黨、民族乃至宗教力量,愛國主義成為凝聚團結抗戰的最根本動力。同時,作為主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共兩黨,既有團結抗日的共同目標,又有爭奪領導權的斗爭沖突。為了爭奪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中國共產黨必須采取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既要照顧同盟者的經濟利益,又要維護同盟者的政治權利,唯有如此,才能在抗戰勝利取得民族解放之后進一步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爭取人民解放的革命前途。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統籌兼顧各抗日階級、抗日黨派的利益訴求,中國共產黨實行了“減租減息”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基本經濟政策,同時在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三三制”的民主政權。民主是團結的條件,商量是民主的真諦。為了反對黨內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毛澤東不僅提出共產黨“不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于同別人商量問題”①,而且要求共產黨的領導干部“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后去做。同時,盡量地鼓勵黨外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并傾聽他們的意見”②。在“三三制”政權的建設實踐中,毛澤東進一步闡發了“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③的著名論斷,成為共產黨聯合其他民主政黨、共同創建國家、治理國家的邏輯起點。通過與黨外人士商量問題的民主合作,中國共產黨革命建國的政治綱領逐步為同盟者所認同,并成為其后共同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政治原則。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協商建國中建立,對其民主價值的確認為建構中國政治制度的整體框架提供了理論支持。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進行了頂層設計和科學論證,為創建新國家實行新民主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1948年4月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明確提出了建立新中國的路線圖,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人民代表大會是新中國的政體,是實現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協商會議是協商并確立新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建國途徑,其本身將是否作為新中國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確。1949年9月,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主題和使命就是協商建國。從新政協的發起、籌備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從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起草制定,從國旗、國歌、國號、紀年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人選等,都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協商達成的成果。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經過大會投票表決,通過了上述法律文件和決議案,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毋庸置疑,協商是建國的主要方式,投票表決賦予了新政權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于這種多黨合作、協商建國的民主價值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理論上的清醒認知和高度自覺,把協商視為新民主區別于舊式民主的本質特征。周恩來指出:“凡是重大的議案不只是在會場提出,事先就應提出來或在各單位討論。新民主的特點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數與少數。凡是重大的議案提出來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就包括這個新民主的精神。”④新民主的主要特點就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⑤,協商建國的成功彰顯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新民主的價值。

  新中國的政體設計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議會制有著根本區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邏輯是人大代表直接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體現的是人民民主;議會制度的邏輯是議員代言各自政黨并間接代表選民行使國家權力,是政黨自由競爭的議會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政體形式;議會制度與政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相結合,是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不同利益集團通過競爭輪流執政的制度安排和民主形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從屬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范圍內實行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擴大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國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后,人民政協作為各黨派、各族各界人士專門協商國事的民主形式保留了下來,實質上創造出一種新型的以多黨合作政黨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配套的政治制度架構。在新時期國家治理民主化轉型的背景下,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比較的視角,完成了對中國政黨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制度特征和價值功能系統的理論和價值建構。一是制度安排上,“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中國“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而是實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⑥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⑦制度;二是民主形式上,“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⑧。多黨合作制度是一種協商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選舉民主,在實際的政治過程中,協商在前,選舉投票在后,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構成國家治理的兩個民主機制。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政治功能的顯著特征

  從政黨政治實踐來看,政黨制度是否具有民主價值,其民主功能的大小強弱并不單純取決于政黨制度主體的數量多寡,也不簡單取決于政黨制度主體之間的競合關系。政黨制度從屬于國體和政體,其民主價值和制度功能與政黨性質和政黨制度結構關聯密切,但最終取決于國家及其政權的性質。具體而言,國體不僅決定政體,也決定著政黨制度的本質特征;政體較之于政黨制度而言更為根本,是體現國體的根本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必須與政體相配套,共同為維護國體服務。在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無論實行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其價值與功能都在于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和維護資產階級統治。一黨制權力高度集中,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功能,但由于政治參與渠道狹窄和缺乏有效監督,易于導致權力專斷和權力腐敗。兩黨制或多黨制實行政黨競爭和權力制衡,體現的是競爭性的選舉民主,但代表資產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自由競爭,維護的只是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共產黨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實踐證明,共產黨一黨制具有決策高效的優勢,但由于缺乏黨際層面的民主機制,易于重蹈一黨專制的歷史覆轍。我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為了克服共產黨一黨制的弊端,使共產黨領導與人民民主更好地統一起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就是這種民主最基本的體現。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堅持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通過團結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商國是和實行互相監督,把黨際民主與人民民主互相銜接、有機統一,有效發揮了多黨合作制度的民主功能,彰顯出擴大人民民主的獨特優勢。

  (一)廣泛性和真實性相統一的利益表達功能

  政黨的產生和政黨制度的形成皆源于社會多元利益表達的需要。無論是作為“部分”的政黨,還是作為“整體”的政黨,其對于社會而言,都是民眾表達各自利益、愿望和訴求的代表和制度載體。政黨走上權力舞臺,其根本動力和行動目標也在于代表、實現和維護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不同政黨制度對于政黨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參與國家治理的方式機制有著不同的設計和規定,因此,不同政黨制度下政黨所代表的社會利益實現的機會和程度也相差懸殊。由此帶來的是,不同政黨制度利益表達功能的差異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何種社會利益訴求可以通過政黨制度安排進入到國家治理的決策渠道,這是政黨制度利益表達功能的廣泛性;二是不同社會利益訴求在進入政策制定管道后能否得到實現,這是政黨制度利益表達功能的真實性。在西方多元競爭政黨制度下,代表不同社會階級階層利益訴求的政黨參與自由競爭,社會各群體的利益訴求在政黨競選中得到較為廣泛的表達,各政黨為了獲得選票勢必迎合民眾的利益需求。然而,多黨競選的規則是按照得票多少進行權力分配,執政黨與在野黨和反對黨在公共決策討論中各執一端,難以統籌兼顧社會的公共利益。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基于實現人民內部不同利益群體的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最高利益而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各民主黨派代表著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具體利益。立黨為公是執政黨和參政黨共同的目標追求,執政為民是共產黨執政的根本宗旨,參政為民是各民主黨派參政的政治價值。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⑩。各政黨的團結合作保證了中國政黨制度利益表達功能的廣泛性,通過協商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證了中國政黨制度利益表達功能的真實性,各政黨為了共同利益而奮斗保證了中國政黨制度利益表達功能的持久性。

  (二)有序性和有效性相統一的政治參與功能

  開放多元的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個人或各種社會政治組織通過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影響公共決策,制約公共權力,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政黨是公民實現政治參與的政治組織,政黨制度是政黨代表公民實現政治參與的制度安排;政黨制度是政黨在參與國家政治過程中或競爭或合作的產物,反過來又對政治參與發揮著引導和規約的作用。政治參與的開放和擴大是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政黨制度只有把各種社會力量有序地吸納到政治體系和政治過程中,才能避免體制外的無序參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和效度是衡量政治文明進步的尺度,政黨制度只有把不同政黨的合理政治主張輸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才能促進國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在國家治理民主化進程中,政黨制度的政治參與功能有兩個重要的維度:一是政黨以何種方式穩定地持續地進入國家政治過程,即政黨制度政治參與功能的有序性;二是政黨是否能夠實質性地參與和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和國家治理過程,即政黨制度政治參與功能的有效性。在西方多元競爭政黨制度下,政黨為了自身利益和權力相互攻訐,往往陷入“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怪圈,導致競爭的無序和治理的低效。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11)。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以團結合作代替相互對立,以平等協商代替相互否決,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又實行多黨派的廣泛參與和親密合作,能夠把社會整合與政治參與相結合,實現有序參與和有效參與的有機統一。

  (三)人民性和政黨性相統一的民主監督功能

  政黨代表社會治理國家,其合法性在于服務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這是政黨政治的理想狀態。在實踐中,政黨借助國家權力謀取黨派私利,就會產生政黨腐敗。政黨制度是政黨參與社會政治過程的行為規范,如何監督政黨自身的政治行為,防止政黨權力腐敗,是衡量政黨制度是否民主科學的重要方面,也是人類探索更好政黨制度的重要課題。在人民主權的邏輯中,政黨是民眾的代表,政黨立足社會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擁護,因而人民是監督政黨最重要的主體。當政黨能夠為人民謀福祉的時候,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反之,就會遭到人民的拋棄。在權力制約的邏輯中,政黨是部分民眾的代言人,政黨掌握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政黨的自由競爭,其結果必然導致異體政黨的監督。因此,政黨制度的監督功能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建立人民監督機制,把政黨置于社會民眾的監督之下,這是政黨制度監督功能的人民性;二是實行黨際監督制度,把政黨置于異體政黨的監督之下,這是政黨制度監督功能的政黨性。一黨制缺乏黨際監督機制,政黨如若凌駕人民之上,以黨權代替民權,就會導致政黨專制。在西方多元競爭政黨制度下,基于“合法反對原則”的政黨監督互相攻訐、相互傾軋,選民在選舉結束后很難對政黨行為進行制約,只有寄希望于下輪選舉重新洗牌,這種攻訐式的政黨制度監督功能較強,其監督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往往是為了黨派的私利。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12)。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一切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共同的目標追求,把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社會監督和人大制度下的法律監督有機結合起來,顯現出政黨制度監督功能的人民性;同時,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又在黨際層面上實行互相監督,由于共產黨居于領導和執政的地位,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顯得尤為重要,充分體現了政黨制度監督功能的政黨性。超越黨派利益,維護人民利益,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監督功能的最大優勢。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治理效能的獨特優勢

  政黨是現代國家治理的設計者和推動者,引領國家治理的方向,關乎國家治理的成敗。政黨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和樞紐,不僅在國家治理運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對國家治理績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團結合作和民主協商建立了新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創造了合作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多黨合作制度重獲新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成為多黨合作治理國家的時代主題。鑒于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的弊端,新時期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主要從三個維度得以展開:一是市場化。“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3),“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4)。基于社會主義經濟治理方式的理論突破,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使中國發生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深刻歷史變化。二是民主化。“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15),“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16)。基于民主治理的理論警醒,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17),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呈現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三是法治化。從“法制”到“法治”,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基于法治國家的理論自覺,中國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實現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18)。多黨合作制度在國家治理法治化轉型中日臻完善,成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鮮明特色;多黨合作制度的民主價值和功能在國家治理民主化轉型中日益彰顯,成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制度保證。新時期的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運動式治理模式向民主法治治理方式轉型,努力探索出一條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在于堅持和發展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使多黨合作治理國家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一)現代國家治理中的目標和路徑共識

  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轉型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復雜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既要沖破傳統社會主義治理模式的束縛,又要防止偏離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軌道。從國內來看,現代化建設在長期階級斗爭沖擊下遭遇嚴重挫折,傳統社會主義治理模式難以為繼,改革開放成為國家治理擺脫困境的唯一選擇。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新時期國家治理轉型的根本目標;改革開放是實現國家治理轉型的根本路徑。這一根本目標和路徑從改革伊始就十分明確。關鍵的問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轉型的具體目標和路徑是什么?這一具體目標和路徑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必須經過不斷的探索和大膽的創新才能逐步地解決。從國際來看,冷戰結束后全球化進程加快,世界格局處于大變動時代,如何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諸多風險和嚴峻考驗。只有“走自己的路”“辦好中國的事情”,才能闖出一條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變革的新路。高度的政治共識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的首要前提和基礎條件。國家治理轉型意味著社會關系和利益關系的大變革、大調整,目標和路徑的共識缺失就會造成大動蕩、大混亂,其結果就是國家治理的失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恢復和重建,為國家治理轉型目標和路徑共識的累積和鞏固提供了雙重可能: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保障了國家治理轉型的社會主義方向,從根本上保障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夠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獲得最大的社會共識;二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各族各界人士開展多層面的政治協商,并把協商納入決策程序,能夠在統一戰線范圍內獲得最大的政治共識。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協商在改革開放后得以恢復,并隨著政治協商制度化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凝聚共識功能。據統計,從1989年到2002年13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或委托有關部門與民主黨派中央就國家重大問題舉行協商會、座談會、通報會150多次(19);自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至201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委托有關部門召開的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總計達197次(20);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召開或委托有關部門召開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共124次。(21)政治協商不僅促進了執政黨和國家的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而且通過政治共識的凝聚為國家治理目標的堅持和路徑的探索,提供了最為廣泛而深厚的民意支持。

  (二)現代國家治理中的人心和力量凝聚

  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轉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守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立場,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22)作為根本的衡量尺度。“一切為了人民”,就能贏得最大的人心;“一切依靠群眾”,就能獲得無窮的力量。現代國家治理意味著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的轉變,對于民心和民力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宏觀的和抽象的層面上,而要從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作出具體的動態的研判。一方面,長期的階級斗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裂痕,重拾人心不僅需要撥亂反正,而且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戰略思維和相應的制度創新。尤其是如何重新看待以知識分子和原工商業者為主體的民主黨派的歷史貢獻和現實性質定位,如何從制度安排上保障民主黨派應有的參政地位和作用,這不僅關系到民主黨派及其成員的前途命運,更是關系到國家治理轉型能否贏得更廣泛的人心和力量的重大問題。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結構變化,使新生社會群體不斷涌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群體和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就業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就要求國家治理體系作出適應性調整,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吸納新生社會力量,防止在體制外出現背離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如何看待新生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如何從制度創新上團結和凝聚新生社會力量,也是在國家治理轉型中凝心聚力的重要方面。新時期,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撥亂反正中重建,民主黨派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性質定位得以確立,進而發展成為與中國共產黨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政治力量。同時,適應社會結構多元分層和多元社會力量參與國家治理的合理訴求,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適時調整了各自組織發展的政策,通過組織吸納和政治參與不斷擴大和增強了多黨合作制度的團結面和包容力,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激發起共同攻堅克難的不竭動力,凝聚起共同團結奮斗的強大力量。

  (三)現代國家治理中的政局和社會穩定

  市場化和民主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轉型的基本目標。市場化催生了社會結構的分化,激發了社會競爭的活力。社會的多元分化和自由競爭既能夠帶來經濟的增長、社會就業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能夠促進社會流動的活躍度,提升社會發展的競爭力。這些都是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表征。絕對的市場化也容易導致兩極分化和利益對立,從而帶來社會動蕩,引發社會沖突。這是國家治理市場化轉型所要警惕的負面效應。民主化開放了利益表達的通道,擴大了政治參與的范圍。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和政治參與既能夠推動民主的成長、促進公民意識和公平意識的覺醒,又能夠增加政治過程的透明度,提高決策實施的執行力。這些都是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標志。極端的民主化也會導致參與過度和秩序失控,從而引起政局動蕩,出現政治危機。這是國家治理民主化轉型所需避免的無序狀態。鑒于市場化和民主化的雙重效應,中國在推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轉型中,一方面,堅持把市場治理和政府治理相結合,把民主建設和法治建設相配套,通過發揮政府治理和法治治理的積極作用,把自由競爭和多元參與納入宏觀調控和法治軌道之中,既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又避免了社會根本利益的沖突;另一方面,中國在政治上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堅持和完善多黨合作制度,把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擴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參與相結合,把多黨合作的利益表達、政治參與功能與社會整合、民主監督功能相統一,通過發揮合作治理和協商治理的價值功能,妥善處理多元與一體、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實現了利益訴求和政治參與的多元化同合作共治和共商共贏的一體化的有機統一。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國政治格局穩定的重要制度保證。”(23)實踐證明,在國家治理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現代化轉型進程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一體多元、民主集中的結構特點和社會整合、政治穩定的功能優勢,既有效地整合了社會利益關系、促進了民主政治的成長,又從總體上保持了社會和諧與政局穩定的良好局面。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0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743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9頁。

  ④《老一代革命家論人民政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7頁。

  ⑤《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4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頁。

  ⑦《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頁。

  ⑧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06頁。

  ⑨《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 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⑩《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 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11)《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 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12)《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 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第1版。

  (1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

  (1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

  (16)《胡錦濤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4頁。

  (17)《胡錦濤文選》第2卷,第634-635頁。

  (18)《胡錦濤文選》第2卷,第634頁。

  (19)杜青林主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多黨合作理論、政策和實踐的創新與發展》,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第88頁。

  (20)《中國八個民主黨派換屆結束 新領導機構定位高端》,2013年01月15日,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115/c49056-20202750-2.html。

  (21)尤權:《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把多黨合作事業不斷推向前進》,2018年2月28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8/0228/c117092-29839933.html。

  (22)江澤民:《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93-194頁。

  (23)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7頁。

作者簡介

姓名:任世紅 工作單位: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12选5任七万能码 tml>